二○一八年仲秋，应中国美院的“《野草》计划”之邀，我在杭州开设了一次细读《野草》的讲座。原本只是为了讲座而重读这部经典，不料想这次重读却激发出不期然的收获，让我此前的鲁迅理解中那些难以表达的感觉获得了初步的轮廓。

《野草》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先行研究所关注，并引发了众多的讨论。在重读这部特异的作品时，我暂时放下了先行研究中那些充满魅力的解释，试图让自己赤手空拳地闯入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处。我所依赖的，仅仅是算上序言在内的二十四篇作品，以及鲁迅的若干其他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它们之间潜在的相互补充、相互诠释的功能，使得难以理解的每篇独立作品变得更加丰满充盈，引导着我摸索进入《野草》这座迷宫的路径，尝试面对鲁迅深厚而敏感的内心世界。

《野草》没有在常识意义上写作，所以也不能在常识层面阅读它。鲁迅为自己确认的“战斗”与“复仇”的主题，都不是日常生活的直观经验可以理解的内容；而他的希望与绝望的情感，由于其达到的深刻程度，也超越了常识的范畴。毋宁说，《野草》恰恰挑战了常识经验，打碎了常识经验，并由此打造了一个新的感觉空间。

在这个新的感觉空间里，《野草》首先挑战了人们对于“黑暗”的想象。为了进入《野草》的文脉，需要自觉搁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那些通行的感觉，不带既定观念地阅读。只有在这种时刻，每个人内心或多或少都拥有的那种对于人性的洞察力才会突然迸发，于是，鲁迅的作品群便突然向我们展示出进入它的途径。

二○一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按照人类对于整数的偏好，有不止一个厚重的日子需要纪念；其中的五四运动，以整整一百年的时间积淀，迫使我们思考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思考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历史责任。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中坚力量，为这个立体的多面向的思想与文化革新运动，提供了一层无法遮蔽也无法取代的底色，它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引导我们进入那个时代的是是非非，更在于让我们以鲁迅特有的危机意识为向导，重新进入中国思想曲折的历史脉络。在那个断裂与重生的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成为一个象征符号，象征着晚清以来一系列政治与社会变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象征着其后一系列思想与文化上反帝反传统激进意识形态的兴起，也象征着历史转折期不可避免的迷茫与纠葛。

鲁迅登上文坛伊始，就没有与时代的最新思潮同步。尽管他并不反对各种新思潮的兴起，而且在声援新思潮的意义上，对旧传统中延续到现代的陋习进行了决绝的批判，但他却一直与不断起伏消长的新思想、新流派保持着距离，没有充当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五四运动勃发、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鲁迅却着手翻译武者小路实笃；文学革命旗帜高扬的时刻，鲁迅却还在北京绍兴会馆里抄古碑。但是正如竹内好所言，这位没有扮演先驱者角色的思想者，却成为与历史共生的见证者。或许正是鲁迅与时代先驱者们的这种思想“错位”，才使他得以承担非他莫属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并非直接改变历史，借用鲁迅的说法，是为历史做证。

鲁迅痛心疾首于中国人的健忘，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健忘的习性，就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健忘正符合“造物主”的意图，造物主“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鲁迅这篇《淡淡的血痕中》，揭露健忘的怯弱者“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的苟活状态，同时呼唤着叛逆的勇士：他“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鲁迅虽然如此书写，却并未把笔下勇士“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的豪迈事业作为自己的使命。鲁迅知道，这是“地火”喷发才能创造的局面，绝非文坛能够胜任的事情；他一向认为诗歌并不能换算成炮弹，不赞同文人的大话和高调，但是他一生坚守文坛，并不曾因为自己的文字不能直接改变现实而有一丝懈怠。鲁迅坚信，诗歌不能成为炮弹，但是却拥有炮弹没有的功能，那就是拒绝各种形式的遗忘，在不断地与阿Q式健忘搏斗的过程中，为历史与人类做证。

为了记得深广久远的过去，每个时代都要留下证言，在中国这样有漫长史官传统的国度，历史上有操守的史官都需要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而写史。写史，难就难在“写实”并不是摹写经验事实，它不仅要记录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且要记录历史脉动的“表情”。而无论“真相”还是“表情”，都不是固定的存在物，它们不但因观察者而异，而且总与不可视的“意义”缠绕不清。没有史家独特的眼光与感受力，写史就会流于记录通行的认识，甚至趋炎附势。以史家的勇气和创造性，在同时代史中客观地进行遴选和书写，这才是为历史做证—到《史记》的时代终于定型的这个写史的传统，从一开始就直面“真”和“伪”的问题。鲁迅并没有以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方式做证，但是他却深刻地领悟着历史表情的个中三昧。他知道，为历史做证绝非易事，但历史也绝非只由枪炮与权势构成。在真伪的问题上，文人之间的较量不亚于残酷的战争，然而却远比现

实中的两军对垒更难于辨认。为历史做证，因此也就意味着在文字的世界里留住真言，揭露伪证。

鲁迅为历史做证的自觉十分强烈。《野草》的“题辞”中明确宣布：“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如果把《野草》视为一个时代的证言，那么，我们从中能够读取什么样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