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铁

我坐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Lilly Library里，眼前绿色档案盒里雷蒙德·卡佛给儿子写的信把我带回到当年憋在芝加哥城北一家旅店里翻译卡佛《软座包厢》时的疑问：小说主人公迈尔斯是卡佛吗？迈尔斯的儿子是卡佛的儿子？信与小说之间、老卡佛和小卡佛与迈尔斯和儿子之间的互文与距离，就像父与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些永恒的话题一样，耐人寻味，有时甚至令人唏嘘。

一九八一年秋，雷蒙德·卡佛的儿子文斯·卡佛与迈尔斯的儿子一样，去法国斯特拉斯堡上学学习法语。雷蒙德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为文斯送行，临上飞机前，老卡佛突然看到儿子光秃秃的手腕，便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塞在儿子手里，说：“好了，儿子，把我的拿走。别丢了。”一年后，当卡佛在小说里让迈尔斯丢了自己给儿子买的礼物手表时，他是否想起机场送行时的这一幕呢？

从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老卡佛给小卡佛写了十三封信（其中一月底的那封信丢了，只剩下信封，七月十九日的那封缺了信封），这些信都保存在Lilly Library里（LMC2570,Carver,V.mss.）。每封信都是打字机打的，只有最后两行的“爱”和“爸爸”是钢笔手写的。很多时候，信纸上的雷蒙德·卡佛和躲在小说后面那个极简主义文学的符号相比，好像完全是两个人。那个在虚构叙事里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的文字的吝啬鬼，仿佛一抹脸，变成了个重要的话说三遍的人，絮叨，重复，流水账。很多信里，卡佛，这个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忽然变得心满意足，有时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尤其是第一封信，文斯刚刚在斯特拉斯堡安顿下来，雷蒙德祝贺他，又夸他：“你不仅努力而且雄心勃勃，还聪明。别忘了，就这点，就能帮你度过这一生。”他告诉文斯，家里人都好，奶奶要搬家了，文斯的姐姐也和那个不着调的男友分了手，有了新欢。“然后我接到了你发来的好信。现在，我酒杯里的好消息满得都快流出来了。”

一九八一年，四十三岁的老卡佛春风得意。

从一九五六年十八岁高中毕业开始，卡佛就一直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先是和他父亲一起在俄勒冈州西北小镇里的一家锯木厂里干，然后从一个城市辗转到下一个城市，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守夜人，干过快递，还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主要是在餐馆端盘子，也上门推销东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四年，他两次宣告破产，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卡佛在打各种零工并令人匪夷所思地坚持诗歌和小说创作外，他还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酗酒造成的住院费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