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文婷

美学应该如何发展？对于当代美学家们来说，是一个都要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学界，美学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其标志在于流派纷呈。除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的绍述与批评，还有以杨春时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以刘悦笛为代表的生活美学，以王晓华为代表的身体美学……当然，还有其他若干美学理论旗帜的张目。这些美学流派，表征着中国美学的发展与繁盛，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蔚为大观的。涉及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梳理与整合，近年来也是颇有实绩可彰的。

在李泽厚、刘纲纪两位合著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之后，最近若干年有张法的《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叶朗、朱良志两位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八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版），曾繁仁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十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版），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八卷本，人民出版社版），以及祁志祥以一人之力独撰的《中国美学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等。这些美学史著作的问世，同样彰显了中国学界对于美学研究的最新水准，也都体现了作者的美学史观。

从学理层面如何提升中国美学？尤其是：如何立足于本土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文献资源，熔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范畴或命题？我感到，以多元化的思维来看当下的美学研究，或许可以发现具有示范意义的途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于学者思维方式的解缚，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美学研究的多元化，使许多卓有建树的美学成果破土而出。近来读到张晶教授的六卷本学术文选《美学与诗学》，对于美学研究的路径与当下理论价值，有了新的体认。这六卷文选，内容相当丰富，涉及美学、文艺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文论和当代审美文化，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力量和创构锐度，贯穿于其各个领域的论著之中。

因为专业的缘故，我对此书的关注点，更多的还是在美学和文艺学方面。张晶扎扎实实地建构起自己的美学理论，而这些美学理论，又多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资源作为根基和内核，同时，又以西方的哲学、美学等相关思想作为参照，从而生发出具有当代美学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向的话语。第二卷中收入的《神思：艺术的精灵》，第三卷中的《审美感兴论》《审美惊奇论》《审美回忆论》《论审美享受》《论审美抽象》《中国古代诗学中“偶然”论的审美价值意义》，以及第四卷、第六卷中的许多文章，都有这样的理论性质。都是将阐释与建构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强劲逻辑力量的美学理论范畴或命题。

我所说的阐释，不是一般的训诂释义。训诂释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且是专门的术业。这也是阐释的前提。阐释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真正的阐释是在原典的理解与解释中生发出新义，如《十三经注疏》就已经是在进行阐释。再如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家王弼，就是通过《周易略例》《老子注》来阐明其“贵无”的玄学本体观。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是通过对“四书”的阐释来表达他的理学思想体系。阐释又是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在阐释中建构，这是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的治学方法。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的《庄子注》，在这方面是最为典型的。在对庄子各章的阐释中，郭象建构了他的“独化”论的玄学思想体系。北宋理学家程颢、

程颐，也都是以对先秦儒家经典的阐释来建构其理学学说的，如他们的“万物一体”思想，都是在对孔子、孟子“仁”的观念的阐释中予以贯通的，且赋予了新的内涵。清代思想家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通过对《孟子》的字义疏证阐释，表达了自己的反理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