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胤

相传东汉时期，汉明帝（五七至七五年在位）曾夜梦金人，遂派遣蔡愔和秦景出使西域，寻访佛法。蔡愔于永平十年（六七年）和迦叶摩腾(Kā.yapa Mātaga)、竺法兰(Dharmaratna)东还洛阳，并以白马负《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立像。为纪念此事件和安置两位僧人，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由此建立。但在东汉（二五至二二○年）和三国时期（二二○至二八○年），佛教的这一萌芽似未在汉地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宗教在中国的勃兴实际始于晋时（二六五至四二○年），而佛寺的兴起也在此期。佛教受到士人的喜好，并赢得了帝王的支持。一些寺院遂在当时的都城（如长安、洛阳、建康）中建立，这一外来宗教的传播速度也得以加快。当佛教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时，其与汉地本土所固有的一些观念也开始频繁产生冲突，如“三世因果”的理论对儒家和道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教也对汉地传统的家庭观念、政治社会的等级制度等提出了挑战；其出家修行的制度甚至提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由此引发了激烈而无休止的争论。为了生存和融入新的环境，佛教徒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应的妥协与调整，如礼敬帝王、借用道家和儒家的一些观念来阐释自己的教义和思想等。另一方面，佛教用语、佛教艺术以及佛教文学等，也逐渐渗透到汉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影响和改变着原有社会的形态。笔者将以佛教建筑为例，阐述东西方间动态交流的情况，以及印度、中亚佛寺建筑与汉地本土建筑间的协调与平衡，进而阐释佛教于公元一至六世纪间在中国的转化过程。

佛教在汉地传播之初，尤其是东汉时期，归信者甚少。法令上禁止汉人出家，因此当时在汉地活跃的佛教徒大多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也正因如此，他们所居住的佛寺很可能是按照其所熟悉的西方风格设计的。对洛阳出土之“佉卢文”井栏题记的研究表明，在东汉灵帝和献帝时期（约一七九至一九○年），京都洛阳曾有贵霜僧团存在，亦有寺院可能依据印度或中亚的建筑布局而立。中古早期的文献也提示我们，之后的魏晋时期仍有一些寺院仿效印度或中亚的风格建造。如《洛阳伽蓝记》载：“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

‘晋朝石塔寺，今为宝光寺也！’人问其故。逸曰：‘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指园中一处，曰：‘此是浴堂。前五步，应有一井。’众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虽填塞，砖口如初。浴堂下犹有石数十枚，当时园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叹息焉。”

除“形制甚古”的三层浮图外，宝光寺尚有浴堂和水井设施。浴堂乃佛诞日举行浴佛仪式之场所，为了供水，寺院内部或其附近通常会挖掘水井，因此浴堂和水井为印度及中亚寺院之一重要组成部分。范祥雍曾注释上述“浴堂”云：“《南海寄归内法传三》云：

‘那烂陀寺有十余所大池，每至晨时，寺鸣健椎，令僧徒洗浴。……世尊教为浴室，或作露地砖池，或作去病药汤，或令油遍涂体。夜夜油恒揩足，朝朝头上涂油。明目去风，深为利益。’是寺有浴室，此制亦仿自印土。”除那烂陀佛寺（Nalanda Vihara）外，古印度寺院中设有浴室、水井之情形，亦见于洹精舍（Jetavana Vihara）的遗迹中。考古报告显示，洹精舍的建筑基本都为砖砌，在精舍内部，存有贵霜至笈多时期的砖砌浴堂及水井遗迹。因此可推断，宝光寺的形制和布局，极有可能“仿自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