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前进

卢梭是法国现代政治话语里的变形体，他的形象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版本。生前他在变形，从启蒙哲学家转变为浪漫派，前者注重理性分析，关注现代制度的草创，对于世俗生活的前景是乐观的；后者的风格里有高贵的忧愁，在孤独中体味生命的意义，排斥理性话语和科学乐观主义，对于世俗生活的前景是悲观的。卢梭去世后又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生命意义的，一个是政治意义的。生命意义的形象属于隐秘的私人空间，卢梭大半生忍受着病痛，曾三次留下遗嘱，他的书信里有一个关于病痛的话语体系：发烧、头疼、耳鸣、失眠、心悸、胸闷、腹疼、胃胀、呕吐、肾绞痛等。法国革命时代，生命意义的形象为人所忽视，革命话语将之塑造为美德的楷模、现代精神的领路人。热月政变后，鉴于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他被斥为法兰西传统的破坏者。十九世纪后期，法国医学界开始关注他的健康问题，外科医生和精神病学家从病因学、症状学上解释他的复杂人格，而此时他陷入了政治界的左右之争，生命意义的形象看起来无足轻重，政治意义的形象却不停地变幻，衍生为一个解不开的矛盾体：保守与革命、自由与专制、现代与反现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一七六六年三月，因在大陆受教会和世俗权力缉捕，卢梭去英国伦敦附近的武通（Wootton）避难，那是一个田野里的小村子，四周是荒野，人迹稀少。他的伴侣瓦瑟（T.le Vasseur）来英国时带来《忏悔录》手稿（现行版的前四章），卢梭得以继续写作，他改变了作为中世纪主流体裁的忏悔风格，上帝不再是最高的评判者，他要向后代人说明真相，将文人相争的内幕坦白于众，并谴责上帝对他的不公。但此时，卢梭的境遇内外交困，他的眼睛有些近视，写作时埋着头，晚上在摇曳的烛光下写得更慢。他的健康日渐糟糕，有时候躺在床上连续几天起不了身。生活困顿，靠面包和清水度日，为此他想卖掉随身带的一千余本书，而论敌对他的责难日甚一日。与思想家为伴，但瓦瑟感觉不到幸福，她不识字，写过的几封信勉强合乎语法，但有违拼写规范，所以意识不到卢梭晚期风格的意义，平日里怨言不止，“很多可恶的蠢话不该出自她的口中”。卢梭与他的狗苏尔坦（Sultan）日渐亲密，相比于待在家里受气，他更愿意领着它出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

晚年卢梭否定了之前的哲学家身份，由热心于现代制度建设的启蒙者变身为关怀个体心理的浪漫派。青年时代，他一心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那是启蒙时代全新的话语空间，科学理性压倒了盲从的信仰，现代文艺超越了古典时代的品味，文艺复兴时代的慕古倾向得以纠正，历史退步论的影响渐衰。一番努力后，他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享受过成名的乐趣，《新爱洛依丝》出版后，他是那个国度的雄辩家，他的稿费一路上涨，一七六一年，巴黎出版商杜切尼（Duchesne）与他签订协议，以六千利弗尔购得《爱弥儿》的版权。功成名就，但卢梭的想法变了，他觉得自己本性善良，却受人非议，他的公共形象是扭曲的，始终不受他控制：“所有人读我的书，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在上流社会，另一个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鉴于此，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不再看报，很少写信，隐姓埋名，避免不速之客的打扰。他向往的不再是以文济世的荣耀，而是热闹之外的孤独，一个浪漫主义人格出现了。从启蒙哲学转向浪漫主义是一个人思想风格的大变化，既是卢梭的刻意追求，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他的健康状况与经济力量使之难以在“文学共和国”里维持“公民”身份。外界不了解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或对之美化，或对之贬低，他的变形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