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成龙

一

在《论语·微子》中，接舆、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这四个道家人士主张自然躬耕，对人为的政治世界发起批评（李长春：《政治生活：批评与辩护》）。农家的主张与道家的自然躬耕之论接近，儒家之中其实也有倾心于此论之人，譬如樊迟就曾表露心迹，其事见于《论语·子路》。

樊迟单刀直入，直接向孔子“请学稼”，又“请学为圃”，求问播种粮食或蔬菜瓜果的农事技艺（田园技艺），有弃文事农之嫌。樊迟问得直接，孔子答得也不含糊，直言不掌握这两种技艺，其实是指摘樊迟所问非人，终止问答。只在樊迟走后，孔子才更进一步，三次点出上有所好，下必有成：“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的事后点评才是真正的回答，这是说樊迟自以为在走治民的捷径，其实恰恰绕了路。君子之德风，若想治民，何必躬耕？显然这也暗中批评了“君民并耕”的农家主张。

儒者中倾心于农家的异数不只樊迟，陈相原本师从儒者陈良，听闻农家许行的学说后竟然“尽弃其学而学焉”，由儒学转向农学，这一点很像樊迟。陈相游至滕国，见到孟子后，更以许行之学与之论辩，以示弃暗投明。在他看来，滕国君主虽然是“贤君”，却“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君民若不能并耕，则势必造成在位者对耕农的盘剥蚕食，怎可谓贤君在上。

孟子反诘，如果依照一切自理的原则，要进食就要自行耕种，那是不是还要自己织布、织帽呢？陈相答曰，“百工之事”尽是专门的特殊技艺，工艺与农艺是两种技艺，人们做不到既“工”又“农”。孟子见此回答，不禁哑然失笑——难道“士”不也是一种特别的技艺吗？既然工匠不能兼事农耕，治天下的士人与君主就可以？

这里已经涉及士、农、工三民。孟子进而将人与事划分为两类，以期构成对人世的结构性理解：第一类是统治者（“治人”），他们是劳心之人，从事的是大人之事，因此“食于人”，由民人供养。第二类是被统治者（“治于人”），他们是劳力之人，从事的就是小人之事，因此“食人”，供养统治者。人分君野、事有大小，耕种与治天下不仅是两种职业，更是截然两端的志业，前者指向特殊的收益，后者担纲普遍的责任，“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所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孟子·尽心下》），治天下的大人若要一力担纲重任，怎会有闲暇躬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