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裴登峰

在我国历史上，荆轲刺秦王，堪称大事，家喻户晓。人们言及荆轲，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燕太子丹率众宾客与其诀别的慷慨悲歌场面。《战国策·燕策三》这样描写：

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夸张渲染，甚至演绎出了带有荒诞色彩的故事。司马迁曾感慨：“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荆轲论》五篇”。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其文已佚。后来吟咏其人其事，成为历代文学作品中的题材。人们大多持欣赏、肯定态度。对荆轲未完成刺秦“惊天伟业”，心存遗憾，感慨良多。荆轲也被涂抹了“悲情英雄”色彩，成了壮志未酬的“遗憾者”的代名词。

但事实上，荆轲是被“逼”出来的豪杰，其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战国三大刺客，豫让为了报答“知伯以国士遇臣”的“知遇之恩”，心甘情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刺杀赵襄子，体现“士为知己者死”的执着信念。聂政深感“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他为了回报韩国权臣严遂“看得起自己”的厚遇，觉得“应该”去刺杀韩傀。虽是被严遂利用，无关乎“正义”，但聂政却是出于自愿。豫让与聂政，都体现着一定程度的侠义精神。荆轲的行为动机，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起初，荆轲由卫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后来好友田光告诉他，已在燕太子丹面前，举荐他去“图国事”。在田光自杀以激将后，“荆轲遂见太子”。虽然“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苦劝，但荆轲开始并不情愿，不为所动。“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于是，“太子丹前顿首，固请无让，然后许诺”。这实际上是强人所难，强加于人，非荆轲本意。即便如此，“久之，荆轲未有行意”。面对一再催促，“荆轲怒叱太子曰：‘……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诀矣！’遂发”。荆轲明知此去必死，但若不去，太子丹也不会放过他。两者结果相同，索性不如刺秦王而死。荆轲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身不由己才去刺秦王。谈不上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并非充满豪情、义无反顾的“义士”或“高大”英雄。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许多地方或以简短议论，或以叙述甚至抒情口吻，表明态度。有时一字含褒贬。在《史记·王翦列传》里言：“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用一“贼”字，或许表明着情感色彩。《资治通鉴》删去了易水送别场面，可能表明了司马光并不称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