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果

从“乡村”建设“现代”，听起来不免让人奇怪。如今一提起现代，就自然联想到纽约、伦敦、上海、东京这样的大都会；“贫穷”“愚昧”“落后”的乡村，自身都需要“被现代”，如何担得起现代化的任务？这种见解相当流行，但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长远地看，在近万年的农业社会中，乡村始终是财富之源和安身之所，以农为本才是全世界长期遵循的基本准则。近两个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全球财富的产生、流通和分布，人口聚集于都市，乡村本位为城市中心的发展道路取代。在城乡权势的大逆转中，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引领着社会价值风尚，是高歌猛进的主旋律；乡村则被视为保守落后，需要被纳入城市的发展轨道，沦为附庸。直到最近，城市中心的发展方式遇到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交通拥塞、住房失控等问题，人们才开始反省资源密集、资本密集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反思除了欧美领衔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道路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历史选项。

现代化不一定要沿袭城市工业化的西方老路；中国可以是现代的，同时也是乡村的。这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的基本思想，也是梅凯悦(Kate Merkel-Hess)教授《乡村的现代：民国时期个人和国家的建设》（以下引用只标注页码）一书的核心观点。该书以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为研究对象，认为其本质是通过改造农民，再造乡村，以建设现代国家，从而“创造一种有别于城市现代性的”（2—3页）现代国家道路。正如副题所揭示的，这是一条从改造个人入手再造国家的乡村内部转化之路。

该书“前言”交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内涵和边界，正文分为五章—为乡村新知识阶层而写作、到乡村去、组织乡村、乡村中的竞争和运动的造成及损失，脉络相当清晰。前三章揭示了城市中有志于改造乡村的知识分子，从在城市中为农村而写作，到进入乡村塑造新农民，用刚传入的社会科学方法将乡村组织化的过程。第四、五章讨论乡建模式本身的变化。在三十年代以来的经济危机、国共相争和日本入侵的中外因素中，乡村建设成了各政治力量互相竞争的历史选项，以改造农民为特征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最后演变成国民政府扶持下以经济建设、社会控制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受西方近代经验的影响，大多数当时中国现代知识人都将城市作为未来中国的基础。城市几乎就是“先进”的代名词，成了未来中国的先导和基础。在这种大背景下，将乡村视为未来中国根基的乡村建设派，是很特别的一个群体。从乡村建设现代国家，是一条特殊的通往现代国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