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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

好的，上一集中我们讲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这一节我们要聊一聊读不懂的《繁露》，治不完的董学，也就是说谈一谈如何读懂董仲舒的问题。

读懂《公羊》的阶梯性文献

董仲舒的书确实是比较难啃的。许多人拿起了又放下，钻不进去。我们目前中国哲学界很多名家，都没有写过一篇关于董仲舒的文章；一些大家，董仲舒的东西，他还没碰过。这就侧面地说明了搞董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真正把董仲舒读懂，也许从来就没容易过。一方面是因为这其中隐隐地绵延着一根长长的诠释阶梯和阅读锁链。你这本读不懂，下面读不懂，下下面一本更读不懂。

要读懂《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我们研究董仲舒的基础性文献，就必须先读懂《春秋》经。《春秋》一经本身总共才一万八千字左右，看似轻薄，实则难啃。因为要读懂《春秋》经，你起码必须先读懂《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号称《春秋三传》。而要读懂《公羊传》，你就必须首先读懂《春秋左传》和《春秋榖梁传》，特别是《春秋左传》，离开它，读《公羊传》则经常不知其所云，枯燥乏味，就相当于单调枯燥的大事年表一样，没法读懂。

而离开三《传》，《春秋》几乎就是一部天书，今人根本就无法理解。而要真正读懂《公羊传》，则又必须先读懂汉代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这是一本对于公羊学来说，起到一个奠基作用的著作，非常全面、非常周详，是我们治公羊的必读书。而要读懂何休的《解诂》，则又必须先读懂唐代徐彦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疏》，徐彦是注疏的，何修是解诂的，他们本身就形成一个学术积累的阶梯。

而要真正读懂何休、徐彦的注疏，又离不开无数后世学者解释《春秋》经、传的著作，包括杜预、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今存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当中。“经部”中的许多著述，如胡安国的《春秋胡氏传》，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王闿运的《春秋公羊传笺》，以及当代学者段熙仲的《春秋公羊学讲疏》，蒋庆的《公羊学引论》等等，都是必读的书，都是必须延伸出去的参考书目，这里面多了一环你都不可能读懂。

而当真正进入董仲舒本人的思想领域时，则又必须先读懂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甚至还得借助于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当代学者钟肇鹏的《春秋繁露校释》，周桂钿的《董学探微》，王永祥的《董仲舒评传》，余治平的《唯天为大》等等。实际上，研究董仲舒，其阅读量和理解难度甚至还超过研究其他许多思想家或哲学家。

我当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犯了一个毛病，以为《春秋繁露》就是一本小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了武英殿的本子，102页，很薄，竖排版的。我以为简单，其实一入“董门深似海”，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里面很多问题，问题套着问题，值得你穷尽一生去钻研它，打通它。

治经学是有门槛的

另一方面，则因为经学就是经学，强调文本的重要性与语义的封闭性，根本容不得任意发挥。读经学，甚至就只能是死读书、读死书。诠释《春秋》、解读《公羊传》，必须具备足够的殷周史、尤其是春秋史知识，而不可能游离出最基本的历史真实，而作天马行空式的纯粹思辨。形而上学在经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所以我们有学者把经学研究称为“戴着手铐跳舞”，你要受经学话语系统的约束，但是又要在经学话语系统之内，把义理发挥出来，所以叫“戴着手铐跳舞”。

孔子作《春秋》，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显然是在刻意回避抽象化、理论化的哲学叙事，而宁愿把进退褒贬、讥刺诛绝之类的王道大义一一寄托、渗透于具体确凿的历史事件之中。

这就是孔子这个人，为什么他不像老子那样，要写一本属于自己的著作。大家都知道，老子有五千言《道德经》留下来，“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好说，但是他还是说了五千字。而孔子本人，为什么没有 留下自己的一本著作呢？我们现在研究孔子的，仅仅是孔子弟子追述导师的教导，追述导师和学生谈话的一些文字，形成《论语》而已。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都有一个倾向，不立文字，这里面的奥秘值得我们探讨。孔子就属于这样的人，他的东西没有见诸自己的文字，而是寄托于《春秋》这里面的故事，发生于春秋，非常真切的历史事件，在这个里面，他把自己的王道正义，哲学主张，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全部渗透到里面。

道光九年大开本木刻令德堂《春秋经左转句解》

所以，《春秋》一书跨越鲁国十二王，揽尽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史，涉及人物无数，其事、其文都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步步紧扣，根本容不得读者随心臆想、蔓延曲解。经过孔子精心删节的《春秋》一经虽然篇幅短小，但其所含内容与旨意却高度凝练，孔子惜墨如命，字字有含义，句句有所指，行行藏玄机。寥寥数语，就可以牵引出一连串的历史故事，揭开一大片深刻的王法道义。如果不按照他的指引走，就进入不了《春秋》学，因而也掌握不了孔子所要表达的精神意旨。应该说，通过《春秋》，孔子找到了一种把哲学叙事融入到历史叙事中、使天道真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也更具有感染力的有效方式。

孔子没有走行而上的路线，没有走玄而又玄的抽象化道路，而是走一条经史结合，通过春秋242年的历史，故事，阐明王道正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中国民族的思维特性，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为什么是经验的，而不是超越的——一个深刻原因。那么这是第二方面。

董仲舒堂奥艰深莫测

而第三方面的原因在于董仲舒思想的内在动力系统——阴阳五行之学非常难懂，深不可测。《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显然，“推阴阳”应该是董仲舒学术的一大重要特色。战国齐人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之术直接被他继承和接续，而把阴阳五行与天地人十大要素有机融洽起来，挖掘并建构它们的互动关系，把儒家重要的思想命题都做了严格论证，这是专属于董仲舒的独特发明。

董仲舒是个有论证气质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每一个命题都有充分的论证。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改造，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关系也变得复杂了。一方面，儒家哲学中从此渗透着阴阳五行学的思想与观念，儒家的宇宙观、世界观构造的主体工程基本完成了。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观念也被儒学的宗旨和精神所统领和驾驭。借助于儒学的仁道关怀、礼乐教化和德性理想，阴阳五行的概念、观念不再冷冰冰、死板板，毋宁更富有人性色彩和生活情调，于是也才有机会、有可能深入到中国人日用世界的方方面面，而成为中国人文化思维和生存意识不可或缺的构成因子。周敦颐开辟北宋理学仍必须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寻找动力源泉。完全可以说，不懂阴阳五行就不懂中国文化。然而，这其中繁琐复杂的演绎过程、抽象玄虚的发生原理、严谨缜密的论证技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已经非常陌生了，很不容易理解，这便导致现在许多人援引董仲舒的文字，只能取其结论，而回避其内里逻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至于他的文质法统、祥瑞灾异、终始转移、求雨止雨、治水五行等文字内容和思想精神，想读懂则更有难度，复杂得很。

好的，到这儿，关于董仲舒其人其事其学术的内容，我就大致讲完了。

在本次音频课的最后，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书单，以供大家延伸阅读。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余治平教授，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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