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日，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在布莱顿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文/晓宇

工党再遭遇“旷野岁月”

“脱欧”给英国带来的政治剧变方兴未艾，英国政局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具颠覆性的变革。首当其冲的是拥有119年历史的工党。连续4次的败选后，工党在野的时间将超过10年，接近1979到1997年长期无法上位的“旷野岁月”（Years of Wildness）。

塞奇菲尔德选区正是这场挫败的缩影和象征：它地处英国东北，杜伦郡，过去的85年一直由工党把持，也是布莱尔曾经的选区，今年易手保守党。失去传统票仓后，工党濒临“无根政党”的危险。谈及翻身，根据地要从哪里开始？它身上的危机，不单是英国在国民议题上的分裂，工党的内部矛盾，也代表政党日益严峻的代表性问题：今日的左翼政党要代表谁？

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出现之前，也有声音怀疑工党是否还有可能执政，英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党优势制的国家。1981年，英国工党内部的“四人帮”（罗伊·詹金斯、大卫·欧文、比利·罗杰斯和雪莉·威廉代表的右派）出走，与工党分家，成立社民党。1983年选举，迈克尔·富特领导的工党颁布左倾竞选纲领，被党内议员戏称是“最长的自杀宣言”。彼时正值撒切尔夫人市场化政策施行，马岛战争获胜，保守党的声誉达到顶峰。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工党1983年获得的席位仍然比今年多出7席。

即便工党能迅速从溃败中恢复，选出党魁，推出新纲领，他们也很难复制1997年新工党的崛起。新工党的诞生赶上了全球左翼政党围绕“第三条道路”的改造，调节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推动福利体系的改革。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偏左政党形成泛联盟，彼此借鉴支持。新工党名称上受“新民主党人”的启发。1997年的竞选策略上，布莱尔听从克林顿的建议，甚至把战情室（War Room）的美国做法移植英国。今日的工党，和欧洲社会民主党若即若离，也无法从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和无暇自顾的民主党那里得到支援。

1983年，布莱尔和科尔宾，以工党议员身份，同一年进入议会。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阵营。布莱尔的“现代派”（Modernisers）在此后的10年间逐渐主导工党。科尔宾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成为党内的边缘化人物。他和少数的同盟被看作是红色年代的遗老，固执、保守、不会妥协、不会当权。布莱尔在当选首相前一年，与记者谈及工党的内部稳定时说：“不用担心科尔宾的突然掌权。”

2015年，科尔宾出任工党党魁时，这句话也被重新翻出。科尔宾的当选是情怀的回归，对左右逢源机会主义的厌恶，对“信念政治”（以政治主见而非大众意见为先）的推崇。这样的回归，在2017年大选时，带来了短暂的惊喜。保守党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与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结盟，维系少数派政府。工党虽败犹荣，选票增长近10%，对科尔宾领导权的质疑销声匿迹。

意外的“胜利”给工党造成广泛支持的错觉。选举前后，“青年震荡”（Youthquake）一词反复出现，指代青年政治参与的高涨。官方数据不公布选民年龄的情况下，社会上的民调显示，18～24岁青年及少数族裔投票人数猛增。青年选民投票的人数有12%～16%的上升，其中超过六成支持工党，工党在年龄层的优势一直保持到45岁以下的群体。

工党乐观地认为，科尔宾带动了青年的参与，青年又支持工党，这是长期胜利的征兆。可是，青年选民的作用可能在一开始被夸大。官方给出的投票率是69%，比2015年增长2%。英国选举研究（British Election Study）事后面对面调查，并没发现青年选民参与的显著变化。不否认年轻群体倾向支持工党，但年轻群体的投票率仍然低于中老年群体。2017年，投票参与的增加出现在各年龄层，无法佐证投票率的上升来自青年。

前保守党政府的司法部长菲利普·李脱离保守党加入自由民主党

关注年龄的分层，工党忽略了悄然发生的变革。2017年，工党在高收入及中产阶级的支持率攀升了12%。与此相对，保守党在工人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的支持率上升了12%，在C2（技术型工人阶级）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工党（数据来源：Ipsos MORI）。这创造了两党自1979年以来的纪录。以阶级划分的传统政党身份，出现了掉转：中产转向工党，工人阶级转向保守党。乐观的工党没有把这作为一场危机来应对。

党内领导的构成也说明了相似的问题。科尔宾，“遗老联盟”的黛安娜·艾勃特和约翰·麦克唐，影子内阁脱欧大臣凯尔·斯塔莫，外交大臣艾米莉·索恩伯里皆是伦敦市选区的议员。他们的主张和活动宣称是代表普遍的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处于国际大都市和多元文化区。

如果我们要从此时的工党提取关键词的话，它不再是人民、工人、乡镇，而是年轻、中产和城市。这是左翼政党的普遍两难境地：一方面，它试图推行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开放多元的文化，改良的社会政策，支持来自于城市的新兴中产；另一方面，它要维系传统的政党身份，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关联，维持稳定和安全的诉求。

两方面虽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但可能轻易地形成矛盾和偏见。比如针对移民问题，一方可能说，我不愿和种族主义者在同一个党；另一方说，我不愿和把我看作种族主义的人在同一个党。工党提出第二次公投的想法时，它偏向了前者，偏向看上去先进和未来的意识形态。进步的主义或是传统的人民之间，工党选择了前者。

直接的后果是“人民的倒戈”。落败之后，党内声讨科尔宾。领导人的形象，竞选纲领和策略，自民党的分仓，一一成了败选的原因。《卫报》给出了“叛离”工党的选民画像：年迈，白人，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低。但这些都不是充分的解释：两年前，同样是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选举结果斐然。自民党的竞争一直存在，东北部的人口构成没有发生变化，年轻人依旧积极支持工党。为什么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工党的落败是一场代表性的危机。它处于两难的选择，代表前进的理念和意识，或是反映普通民众的需求和认知。这场选举，工党从平衡木上摔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