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旗虎皮。接下来给大家讲在同时期发生在社会主义苏联的一场与先锋派相呼应的非常重要的电影流派，我们称之为蒙太奇学派。蒙太奇学派是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一个电影语言创作和尝试的学派。

首先，大家知道蒙太奇学派出现的前提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当时整个国家一方面需要统一，另外一方面需要向大众普及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理念，教育民众。在这个时候，其实苏联是最早意识到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的国家，因此在苏联就诞生了最早的国有宣传电影。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由于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重视电影创作，开设了早期的电影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电影导演，这才是蒙太奇学派得以出现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电影语言的创作层面，整个蒙太奇学派围绕的是剪辑，以及对于电影剪辑的哲学理解而展开。蒙太奇学派建立在一个所谓的“库里肖夫实验”的基础之上，库里肖夫（Kuleshov，1899-1970）是一个苏联的电影导演，也是一个电影理论家和教育家。他最早毕业于莫斯科的美术学校，但是却进入了电影这个行业，那个时候十月革命还没有胜利。那么他进入电影事业之后，就开始了十月革命。在十月革命之前，很多苏联的电影公司、制片厂都是私有企业，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私有企业这些企业家和老板逃离了苏联，所以在当时的电影界并没有比较熟练的能够拍摄电影的人，人才非常缺乏。在这个时候，库里肖夫主动承担了当时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苏联特色的电影项目的制作，比如《工程师普赖特的方案》（Проектъ инженера Прайта，1918），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早期苏联的电影作品。

▲ 库里肖夫

那么他拍了这个之后，就在1919年受命开始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在这里他一方面是培养电影创作人才，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利用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实验室，尝试去研究电影语言的本质，于是就出现了“库里肖夫效应”（Kuleshov Effect）。这是他曾经做的一个实验，来发现电影语言，尤其是蒙太奇对于电影意义的重要性。

库里肖夫认为，造成电影情绪反应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单镜头的内容，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组接才是产生画面意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他认为蒙太奇非常重要。这个实验的方法，就是请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苏联演员莫兹尤辛（Ivan Mozzhukhin），拍了他一个特写镜头，然后用特写镜头分别组接三个不同画面，分别是：桌子上的一盘汤、一具棺材里躺着的女尸，一个小女孩在玩玩具狗熊，然后让观众来说他在表演什么。当接的是一盘汤的时候，观众说他表演的是一种饥饿；当看到的是一具女尸的时候，观众认为表达的是一种悲伤；而看到小女孩的时候，认为表达的其实是愉快。而事实上，他只是同样一个特写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库里肖夫说，关键是在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系，才产生了人们对于影像意义的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他把这一点就作为他电影教育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起点。在苏联国立电影学校，他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导演，这些导演就包括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1893-1953）、爱森斯坦（Serguei Eisenstein，1898-1948）等等。

▲ 普多夫金

然后我们看一下另一位蒙太奇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普托夫金。我认为今天的影迷对普多夫金的意义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普多夫金其实是那个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导演，当时他就主张，电影的素材就是影片的片断，而真正造就电影价值的方法则是按着一种特殊的、被创造性地发现的次序把片断接连起来，这才是对于电影艺术来说最重要的表达，所以他认为剪辑更加重要。他说，在导演开始把各种不同片段连接起来的那一刻，电影艺术算开始。而之前拍电影对于普多夫金来说，那都不是艺术。所以这样一个观点就奠定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基本特点，即相对而言，蒙太奇学派的导演并不强调单个镜头当中刻画的内容是什么，而强调的是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跟过去的那种叙事电影完全不一样，叙事电影更多强调的是拍了什么，如何来拍，演员在镜头当中如何表演；而蒙太奇学派的这些导演们认为，更重要的是画面之间的连接、碰撞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意义。

普多夫金用这套理论拍了一个早期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改编自高尔基小说的《母亲》（Мать，1926）。《母亲》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文学，也是当时苏维埃运动过程当中产生的最能代表时代情绪的非常杰出的作品。他将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个电影当中娴熟地运用了他所提倡的蒙太奇创作方法，尤其在影片当中的几个高潮段落，用了非常精彩的蒙太奇的方式来推进情绪的变化。

▲《母亲》海报

如果大家比较了解高尔基创作的话，这个影片主题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它讲的是一个参与工人运动的儿子不被母亲理解，当他被捕之后，母亲一方面想营救儿子，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地熟悉和了解儿子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价值。当儿子就义的时候，母亲毅然决然地接替儿子去完成革命工作，最后在反革命过程当中被镇压而牺牲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革命叙事的电影。普多夫金在影片当中几场非常重要的转折段落当中，就运用了蒙太奇的方式来讲述性质的变化，比如说主人公从自己家门走到街头、与抗议的人流汇聚在一起，与冬天快要结束、春天快要到来时冰雪融化成的路边水沟所汇流成的河流剪接在一起，他用这样的剪辑方式来比喻不可阻挡的革命大潮。以及在母亲迎着沙皇骑兵举起旗帜就义的过程当中，通过一种连续的蒙太奇的方式来展现一个英雄的母亲在就义那一刻非常伟大而悲壮的情绪，都非常具有教科书示范效果。

▲爱森斯坦

那么在苏联国立电影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也是蒙太奇学派的核心人物，就是爱森斯坦。他是苏联蒙太奇学派的一个天才性的人物，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拍摄出很有才华的带有蒙太奇理论色彩的作品，成为学派的代表人物。首先，爱森斯坦在1925年的时候就拍了一个尝试性的作品叫《罢工》（Стачка），演练成熟之后，他就接到一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念影片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拍成了电影史上著名的《战舰波将金号》（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1925）。

▲《战舰波奖金号》海报

《战舰波将金号》讲的是在1905年的时候，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因为没有办法忍受当时船上的待遇，就发动了哗变。被镇压之后，行刑队的人拒绝开枪杀死这些起义的水兵。然后舰船停靠敖德萨港口，一些民众就赶到港口支持这些水兵，这时候沙皇军队对这些抗议的人群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个影片其实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来改编的，但是影片最关键的特点是，这是一个没有主人公的电影，如果说有主人公的话，就是当时的俄罗斯民众。第二，影片用非常娴熟的蒙太奇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而影片几乎很少用字幕卡，即用语言来讲述故事，而是通过镜头和蒙太奇的手段来推进情绪、展现故事。而且影片高潮的段落——“敖德萨阶梯”成为蒙太奇语言应用的一个经典的场景。

那么在蒙太奇学派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即便他跟爱森斯坦两个人水火不容，但是也被认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实验电影导演，这就是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1896-1954），他被称为“眼睛派”的代表人物。什么叫“眼睛派”？“眼睛派”认为，电影机的本质跟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完全可以通过摄影机来再现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新生活，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于摄影机、对于电影的乌托邦式的想象。

▲ 维尔托夫

在维尔托夫电影观当中，有一个非常具有远见的，只有在今天才被实现的一种将现实完全变成电影的想象。维尔托夫有个电影小组，这个小组的总部设在莫斯科。它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设定，就是由苏联各地的电影工作者或者电影爱好者，他们不断地向总部提供每天发生的新闻镜头。这个网络他称之为“无线电耳朵”，就是一种通过无线电来传递每天发生的新闻的这样一个网络，而电影机则叫“无线电眼睛”，从而实现“无线电的眼睛”和“无线电耳朵”的结合。这样一来，电影就可以实现对于现实的一种乌托邦的呈现，可以将每天、每时每刻发生在各地的新闻都通过电影的方式整合起来，他认为电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种想像，在今天通过监控摄像头才能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拍摄了一个想展示自己电影理念的作品，叫《持摄影机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1929）。他讲的是什么？是一个摄影师在敖德萨市一天从早到晚所见到的苏联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这里面有快节奏的生活，有慢节奏的生活，他将城市当中的各个层面的运转通过摄影机整合起来。就像影片的海报一样，影片的苏联版海报就是由旋转的旋涡形成的一种类似于镜头的画面，将城市的楼宇卷入到中心当中。

▲《持摄影机的人》海报

摄影机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地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又将这些细节按照其事件、行为和韵律组接在一起，展现这个城市的风貌。可以说，《持摄影机的人》其实是鲁特曼的《柏林：城市交响曲》在苏联的一种尝试。但是在苏联的这种尝试，它拍摄的目的并不是展现敖德萨市，主要讲的是电影与人们新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能够抵达现实的一种能力。

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两个人对于电影的语言有非常大的分歧，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尝试和创作，我们都认为是蒙太奇学派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画面当中的内容对于他们的创作来说并不是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用蒙太奇的方式来组接画面，来设定每一个画面的内容，来找到观察世界的方法。因此蒙太奇学派理论其实有更重要的一个倾向，就是将电影的剪辑语言、蒙太奇语言进行哲学思考，又将这些哲学思考通过具体的电影作品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形而上的趋势。

在蒙太奇学派兴起的期间，其实还有一位特别的导演，这位导演我们谈的并不多，但我认为他很重要，就是杜甫仁科（Aleksandr Dovzhenko，1894-1956）。

▲杜甫仁科

杜甫仁科的重要性在哪呢？在20年代苏联电影这样一个黄金时代的时候，他代表了苏联电影的另外一个气质，就是诗学的气质。我们看蒙太奇学派的这些电影，其实跟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些苏联电影，比如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1-1986）的作品，它们在气质上好像有很大的差别。塔可夫斯基并不在乎蒙太奇，那么塔氏那种诗学的电影风格，那种独特的宗教和道德感是从哪来的？我认为是来自于杜甫仁科。

杜甫仁科也被认为是蒙太奇学派的导演之一，但是他是一个乌克兰人，他格外强调的是在展现革命战争过程当中，乌克兰土地、乌克兰人民、乌克兰文化在电影表达中的可能性。所以他的电影当中并不采用那种密不透风的剪辑，在影片当中有很多抒情性的、偶然的时刻，空旷的镜头，以及矗立在路边的沉思的个人。那么这样一些画面进入到电影当中，就与爱森斯坦和维尔托夫那些表现城市生活和战争的画面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气质。我认为他给苏联电影带来一种诗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后来在塔可夫斯基甚至在索科洛夫（Aleksandr Sokurov，1951-，代表作品有《俄罗斯方舟》、《浮士德》、《父与子》等）的电影当中被继承了下来。

（知识卡片文字资料来自后浪出版公司《闪回：电影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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