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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一季”音频课，我是复旦大学的邵毅平教授。上一节我们介绍了王充的思想与影响，这一节主要来讲一下《论衡》的流传与评价。

由于前面几节中介绍到的种种的成就，《论衡》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两千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论衡》的早期流传

在东汉前中期，《论衡》首先流传于南方。在看到《论衡》的南方人中，有王充的同乡好友谢夷吾，他应该是读过《论衡》的，对王充的才学非常佩服，上书朝廷推荐了王充。他把王充比作前世的孟子、荀子，当世的杨雄、刘向、司马迁。

在东汉中后期，《论衡》更是流传到了北方。后世学者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论衡》当时在北方一直未获得流传，直到东汉末蔡邕、王朗入吴以后，把《论衡》带到了北方，《论衡》始得以流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以为《论衡》是部“异书”，不容易获得认可。其实东汉后期的蔡邕，在其著作《独断》（172年前）里，已经引用了王充《论衡》里的话，表明他当时已经读过了《论衡》，时间则早在他入吴之前很久。可见当时北方已经有了《论衡》，《论衡》并非由蔡邕或王朗初次传入北方的。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论衡》由于许多文人学士的表彰而名声渐显，开始成为一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著作。

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学者葛洪，他的著作《抱朴子外篇》，模仿、介绍和表彰了《论衡》，对于促进《论衡》的流传，扩大《论衡》的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朝梁代的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许多方面曾受过《论衡》的影响。其中的《神思篇》、《时序篇》、《养气篇》等，还多次提到并评论了王充和《论衡》。刘勰以王充上与司马相如、杨雄、桓谭，下与班固、张衡、蔡邕、左思等人相提并论，并称王充为“磊落宏儒”，称《论衡》为“巨文”。

在隋唐宋初时期，最好地继承和发扬《论衡》“疾虚妄”“求实诚”精神的人，要数唐代史论家刘知幾了。在史论名著《史通》中，刘知幾一再提到《论衡》。他对《论衡》的“疾虚妄”“求实诚”精神评价甚高，自认为《史通》是继承《论衡》传统而写的，并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论衡》的“疾虚妄”“求实诚”精神。当然，他也第一次批评了《论衡》的“不孝”，开了后来宋、清人口诛笔伐的先河。

到了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杨文昌第一次刊刻《论衡》时，《论衡》已经成为一部地位稳固的古典著作。自此以后，《论衡》进入了靠版本流传的新阶段，为其垂诸久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王充之墓，由复旦大学徐红老师拍摄，邵毅平教授供图

《论衡》的评论史

从《论衡》的成书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在这一千九百多年里，《论衡》的遭遇是颇为坎坷的。它的声誉时而上升，被褒为天下奇书；时而下跌，被贬为名教罪人。一部名著的评论史，不仅反映了该著作本身地位的升降浮沉，也反映了各个时期思想意识的演化变迁，《论衡》的评论史尤其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东汉到唐代，《论衡》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王充被看作是一个无愧于前贤的大学者，《论衡》被认为是一部齐肩于古典的大著作。对《论衡》的批评意见，或出自道家，或出自儒家，但在这个时期都未能占据上风。一般认为，《论衡》即使有缺点，也只是“小疵”，无伤大雅。

从东汉至唐代这一历史时期，是佛教思想传播、道教思想兴盛的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对“圣贤”偶像的崇拜观念较为薄弱，伦理纲常尚未完全控制社会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敢于批评前人、发表己见的《论衡》，势必会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这是《论衡》在东汉至唐代八九百年间受到高度评价的根本原因。

但是到了宋代，《论衡》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论衡》的“疾虚妄”“求实诚”精神，《论衡》的“非圣无法”，《论衡》的文章风格，使它不容于儒学独尊的宋代，尤其是理学兴盛的南宋。

宋代对《论衡》评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其“非圣”“不孝”的批评，这是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宋代必然会出现的现象。“不孝”的批评发自唐代刘知幾，“非圣”的批评发自宋人自己。

所谓“非圣”，就是王充敢于质疑“圣贤”经传，“问孔”“刺孟”；所谓“不孝”，就是他在《论衡·自纪篇》里，说了父祖辈的一些所谓“坏话”。大意是父祖辈没出息，不妨碍子孙有出息，比如自己祖先一般，自己就很有出息云云。其实汉代社会强调门第，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他是为了替自己辩护，才说出这番话来的。而从今天来看，王充说话坦率，刻画父祖传神，《自纪篇》仍不失为自传名篇，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甚有影响。

“非圣”“不孝”在魏晋人眼里，是全然不成其为问题的；但在崇拜“圣贤”、强调纲常的宋人眼里，则成了原则性的大问题。这是时代思想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宋人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批评，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尤其到了清代，《论衡》更因此而大受挞伐。

《论衡》的命运在明代虽略有好转，但到了清代则更是一蹶不振。宋代对《论衡》“非圣”“不孝”的批评，到了清代是有增无已，口气也更为严厉了。清代凡谈到《论衡》的人，几乎没有不骂它几句的，甚至包括乾隆皇帝。这一片责骂之声就是清代对《论衡》评论的基调，它反映了封建末世思想的僵化和专制的加强。

不过，乾隆皇帝以为《问孔篇》《刺孟篇》与晚明李贽的学说接近，倒是颇有些道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论衡》的“疾虚妄”“求实诚”精神，的确是李贽们的先驱，影响了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异端”思想家们。

《论衡》的命运在近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代《论衡》评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肯定王充敢于发表己见，敢于批评“圣贤”。《论衡》因为“非圣”被骂了近千年，到了近代，第一次因为“非圣”而受到赞扬。从“非圣”之不成问题，到“非圣”罪莫大焉，到“非圣”非得好，近两千年来对《论衡》评论的这个三段式变化，充分证明时代的变迁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由于打破了儒学思想的束缚，近代对《论衡》的评论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局面，各种近代思想在《论衡》评论中都有所反映，远非古代的《论衡》评论所能企及。其中章太炎的评论最有代表性，他说汉代思想界有了王充，就足以洗刷它的耻辱（指天人感应、谶纬迷信那一套）；一直到现在，也很少有人及得上他（“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检论》卷三《学变》）。章太炎说得一点也没错，在发扬“疾虚妄”“求实诚”精神方面，王充不仅可以说是汉代第一人，也可以说是两千年来第一人。

本节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本节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我们的文稿中看到，下一节我将介绍如何阅读《论衡》，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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