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軍鋒
2020-01-07·阅读时长8分钟
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讨论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之后,这一节我们进入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专论《论君主政治》。
托马斯《论君主政治》(De regimine principium),从副标题“致塞浦路斯国王”,读者不难发现,托马斯的这篇政治专论属于“君王镜鉴”类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这类著作可谓不绝如缕,从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西耶罗或论僭政》、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11),到文艺复兴时代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以及马基雅维利著名的《君主论》。而在这一著述传统中,托马斯可谓承前启后,托马斯一改色诺芬借助委婉曲折的戏剧式对话体裁,转而采用第一人称直截了当的分析论证笔法,既是论证,也是规劝,即通过理论达到说服的目的,这类著作毋宁是一般言论与具体行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有机结合。《论君主政治》无疑是托马斯政治理论的集中表达,在其中,托马斯不仅继承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理论传统,而且结合基督教信仰和自然法理论,对古典政治理论做了基督教式的丰富和发挥。
与之前和之后的“君主镜鉴”著述集中于君主个人的立身行事不同,《论君主政治》总计十五章,前六章讨论君主政体,包括君主政体的必要性、优缺点,后九章聚焦君主本人的立身行事,君主施行仁政的必要性、目标、仁君与暴君的区别以及仁君因施行仁政而获得的酬报,这种酬报既有世俗的酬报,更有至高的酬报。
在《论君主政治》开篇第一章,托马斯首先澄清“君主”一词的基本内涵,他从人天然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这一亚里士多德式的著名论断出发,指出,与其他一切动物相比,人由于无法实现自足,因此,自然注定要与同类在一起,过更多的合群生活,其他动物依靠天然的本能过活,而人被赋予理性,具备推理能力,他们能够依靠理性,通过言语,传达感情,沟通思想,分工合作,从而导向合目的的共同生活,共同的生活不能依赖笼统的本能,而是需要理性的经营,从而实现公共的幸福。对一个人或其他动物的身体来说,若缺乏单一的控制力量以支持各个部分的活力,身体便难以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同理,一个社会若缺乏某种共同的治理原则,人人汲汲自营,各自为政,只有个人利益,没有公共幸福,那么,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必然走向分崩离析。正如灵魂控制身体,灵魂中的理性控制着激情和欲望,大脑操纵身体的各个部分协调行动,同理,对一切社会或政治共同体来说,必然需要某种指导力量,将共同体导向正确的目的,正如航船需要舵手,羊群需要牧人,家庭需要家父,同样,在城邦或者国家,君主奉行正义,为公众谋幸福,社会和谐,国富民裕,相反,僭主倒行逆施,多行不义,私人利益至上,无视公共福利,致使民穷财尽,国务宁日,这里的僭主可以是一个人(暴君),也可以是多数人(暴民)。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君主政体是现实中最好的政体,因为在一个城邦中,相对于找到少数或多数优秀者,挑选出一位杰出人物的难度最小。对于君主政体的态度,托马斯与亚里士多德如出一辙,但两人的出发点迥然不同,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从建立的难易程度考量的话,托马斯则是从君主政体的功能论证的。

▲亚里士多德
在托马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繁荣幸福,全赖其内部能否团结一致,建立和平,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宁。航船要按照航线航行,水手就有必要意见统一,行动一致,同理,一个社会若意见分歧,党派林立,政治集团、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拆台,彼此倾轧,缺乏统一的约束,该社会必然走向一盘散沙,分崩离析,最终肯定一事无成,“只要政府更能有效地获得和平的统一,它就是更加有用。因为,凡是能更好地达到目的的事物,总是更有成效。现在显然可以看出,凡是本身是个统一体的事物,总能比多样体更容易产生统一;正如本身是热的东西,最能适应热的东西一样。所以由一个人掌握的政府比那种由许多人掌握的政府更容易获得成功。”(《著作选》,页48)在自然界,支配者总是单一个体,身体器官受大脑支配,理性支配灵魂,蜂王支配蜂群,而在整个宇宙间,造物主上帝支配万物,这是合乎理性的自然作品。而作为人工制品的人类社会,正是对上述自然作品的模仿,因此,“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政体。”揆诸经验,那些由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的社会经常陷入倾轧甚至分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一个国王所统治的城市或省份却是一片生平气象,公道之风盛行,并因财富充盈而民情欢腾。所以上帝通过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以人之下,只有一个君主来统治他们的大众。”(页49)
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一个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尽管是现实中最好的政体,但一个人很容易走向败坏,由君主一转而堕落为僭主(暴君),最优的君主政体对应最劣的僭主政体,次优的贵族政体对应次劣的寡头政体,第三优的共和政体(市民政治)对应最劣的民主政体。在君主政体下,假如君主有道,凭借统一的政权能够有效地造福人民,然而,若君主背离正道,追求私欲,无视公益,从而堕落为真正的僭主(暴君),那么,政权的统一反而比分散带来的害处更大,僭主政体便成为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僭主纵恣任性,私欲膨胀,不顾公益,掠夺并压迫民众,人人自危,法律被视同无物,非但人民的物质福利遭受不期而至威胁,他们的精神也缺乏安宁,统治者挖空心思,争权夺利,只为中饱私囊,不谋社会公共福祉,他们“在其臣民的任何进步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为他们疑心这种进步会威胁他们的万恶的统治。他们经常想方设法阻挠他们的臣民成为有德之士,阻挠他们在胸襟的豁达方面有所提高,免得他们在无道的统治下渐渐不稳起来。他们阻挠他们的臣民彼此建立友谊,享受友爱和平的利益;希望他们经常处于相互猜疑的状态,永远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暴君的政权。所以暴君们在他们的臣民中间散播不睦的种子,在发生倾轧的地方煽风点火;同时他们还禁止人们的一切有利于融洽感情的举动,例如婚礼和宴会,以及所有那些能在人们中间一般地产生亲密感情和信赖心的活动。他们也想法使任何人不能获得权力或财富:因为他们凭自己的坏心肠来衡量他们的臣民,并且,他们自身既然把权势和财富用在作恶的方面,就唯恐他们的臣民的权势或财富与他们不利。……由于这个缘故,如果那些本来应该鼓励他们的臣民修身敦行的统治者反而怀着猜忌和恶意看待一切德行,想尽办法加以阻挠,那么在这种暴政的统治下,有德之士就寥寥无几了。”(页52-3)
这是典型的僭主的统治术,希罗多德《历史》(V-92)中讲述过这么一则有关僭术的轶事,科林斯僭主柏里安德(Periander)曾派使者向米利都僭主塞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讨教最为有效的统治术,后者将这位使者带到庄稼地里,用镰刀将高大健硕的黍穗割掉,使其与其他黍棵整齐划一,使者不明就里,回国向自己的主子禀明原由,柏里安德心有灵犀,顿时领悟到个中玄机,即对僭主来说,最安全的统治办法就是想方设法除掉国内那些出类拔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僭术不仅是僭主统治的独门秘籍,而且经常被寡头和民主政体采用,如雅典一度推行的陶片放逐律,尽管在手段上可能与僭主统治有所不同,但其目标却是高度的一致的,那就是“使才德著称的人远离本土,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日渐消失。”(《政治学》,1284a36)

▲柏里安德(Periander),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僭主,是科林斯第二位载入史册的僭主,他与泰勒斯、梭伦等人并称“希腊七贤”
正是由于原来的君主统治堕落为僭主(暴君)统治,罗马人不堪忍受,最终发动政变,推翻王政,改行共和。如今,在共和国的共同事业中,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他们积极与闻国事,群策群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从普通市民到元老院议员,纷纷慷慨解囊,共纾国难,罗马国势蒸蒸日上。然而,在消除了迦太基这一迫在眉睫的外在威胁之后,罗马人却日趋内讧纷争,直至被卷入内战的旋涡而无法自拔,在经历长期血腥内战之后,罗马共和国家最终落入凯撒.奥古斯都之手,虽然奥古斯都本人以共和国的捍卫者自诩,但如今的共和制却徒有其表,其内里却是地道的君主制,从此,罗马国家的命运与皇帝的品质彼此绑定,幸遇明君,万象更新,遭遇暴君,民不聊生,好皇帝(君主)只能偶得其踪,坏皇帝(僭主)却接踵而至,致使罗马国势日削,终至不可收拾的境地。
既然无论是一人统治,还是多人统治,都有各自难以克服的弊端,那么,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流弊较少者。与君主制相较,多人执政往往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威胁到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和平,而在僭主(暴君)治下,除非统治者穷凶极恶,无以复加,否则和平往往能够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如果多人执政,统治者往往责任不清,义务不明,相互推诿,彼此扯皮,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掉链子”,便会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和、纷争甚至倾轧,进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相反,若仅仅由一人单独执政,则能够避免上述多人执政的弊害,由于权力集中,责任明确,这就使得统治者权责统一,因而更能关心公共利益。揆诸经验,与一人统治类似,多人统治同样会蜕化为暴政,他们内部一旦发生纷争,只要其中一人趁机浑水摸鱼,窃国自专,便会走向僭主式的暴政,罗马共和晚期的长期内战以及继之而起的暴政,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修昔底德评论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表面上行民主政治,实际上行的却是君主制。因此,“在多人执政的国家里,往往比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更易层出不穷地产生暴政。……君主制度下的生活比在多人执政的制度下来得好。”(《著作选》,页57)
托马斯的上述关于君主制(独裁之治)的论证,与希罗多德笔下大流士为君主制所做辩护的论证方式如出一辙,在那场著名的“七人帮”围绕未来波斯政体选择的辩论中,在前两位发言者分别为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做了辩护之后,大流士指出,独裁之治都要比民主制和寡头制好很多,“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他既然有与他本人相适应的判断力,因此他能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同时为对付敌人而拟订的计划也可以隐藏得最严密。” 就寡头之治来说,由于每个人都想占上风,所以很容易造成彼此敌对和相互倾轧,倾轧产生派系,派系导致流血冲突,结果必然走向独裁之治。而就民主政治来看,很容易走向腐化,那些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必然会朋比为奸,趁机捞取油水,直至某个以人民领袖自居者强势崛起,清除奸党,重整河山,结果也是独裁之治(《历史》,III-82)。
好的,关于君主政体,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集中讨论托马斯关于君主的仁政与僭主的暴政的论述。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1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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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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