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贫困、孤独等，这些都是山村孩子们成长面临的“毒性压力”，会影响其成长发育（秦斌 摄）

抢救式干预

5岁的小诗雯努力地在石板上走着。所谓“走”，是用双手提着两个特制的“平衡木”，脚踩其上，步伐随着手提动作而动。特制“平衡木”是一罐用过的紫色奶粉罐，顶部用不到1米一根绳子系着，首尾连接。小诗雯要弯下腰，双手提绳，双脚一步步往前挪着小步。

这是一场幼儿园锻炼儿童平衡能力的游戏。小诗雯要往前挪动约10米，然后快速通过一段由砖头垫着的独木桥，再跳过6个汽车轮胎。但小诗雯在第一环节就卡住了，她手提着奶罐“平衡木”时，每步只能挪动10～20厘米，比其他小朋友缓慢许多。但她似乎想尽力做好这个动作，在平地上小步往返练习，不去参加其他环节。

突然，她摔倒了。铁质的奶粉罐在地上碰撞出清脆的声音，衣服沾上了尘灰。在不远处的观望的老师肖燕赶紧过来扶她起来，拍了拍她身上灰尘。“没事吧，诗雯？”“没事。”“要不你先休息一下？”“不休息了。”小诗雯说罢，又开始了自己的平衡练习，铁罐发出撞击石板的声音，在冬日的大山沟壑里回响。

小诗雯是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刘家寺村的一个5岁女孩。当平衡练习后，我走进她家，才明白她的那一份坚持与倔强何来。小诗雯一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家里三厢房，两厢是近些年危房改造翻修而来，老房布满了木质架子。放学后的下午，小诗雯唯一的玩伴，是家中一只不到半岁的小橘猫。妈妈从家里消失了——她蜷坐在村口一张桌子上，靠墙晒着太阳，看着女儿回家也不为所动。坐在一旁的几个男性，刻意与她留出距离。

“她妈脑子不太清楚。”50岁的大伯说，诗雯母亲有精神病，父亲常外出跑运输，爷爷早逝、奶奶残疾，诗雯的放学接送、伙食多靠他负责。大伯至今单身，不会说普通话，而诗雯母亲几乎没有照顾能力，这导致诗雯性格内向。5年来，她和大一岁的姐姐相互照顾。冬天，姐姐帮她穿上几层的厚衣服，她则要自己洗袜子。“没办法，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

在山村幼儿园里，孩子们能找到彼此的玩伴（秦斌 摄）

现年72岁的卢迈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副理事长，从事基金会工作20多年来，他见过无数个类似的孩子。贫困、留守、父辈疾病、长期被忽视……成人世界的疤痕，在这些年幼的孩子们身上，已有了外露的痕迹。无论在哪儿，每当卢迈上门造访这些山区幼儿的家里，都会见到各类认生的孩子。有的躲在爷爷奶奶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他；有的钻进床底和内屋，怎么叫也不出来；还有的孩子，会被直接吓哭，仿佛见到了外界“怪物”。

低质量的看护与环境，用学术词语来说，是孩子成长的一种“毒性压力”（toxic stress）。如果看护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毒性压力”将损害大脑中负责情绪控制和社交能力的神经元连接。来自脑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的语言、社交、情感功能发育高峰均在4岁以前完成，3～5岁是成长教育的关键窗口期。农村孩子一旦错过窗口期，贫困极有可能代际传递下去，让这些孩子20年后成为新的贫困人口。

大山不像城里，难有幼教机构。乐都依附在河湟谷地狭长地带，南北两岸皆是祁连山区，属于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刘家寺村就坐落在南部山上。12月的冬日，山区被成片的泥黄色覆盖着，没有一丝亮色，只有干枯的植被与裸露的黄土，将低矮平房包围，彰显着人力在这土地上的渺小。

上世纪90年代，曾有当地人集体“卖血”被媒体曝光，而如今，贫困表现在娶媳妇难。小诗雯的妈妈，是父亲第四个带回家的女人。大伯说，诗雯爸爸今年47岁，10年前从浙江带了一个媳妇回来，对方后来跑了；过了几年，他又找了一个西藏女友，来这住后不久，女友“待不惯”，又走了；诗雯爸爸没有办法，选择近亲结婚，娶了舅舅的女儿，却在生育时因难产妻儿双亡。最后，他找到了诗雯妈妈，后者曾远嫁甘肃，“可能是在那边受了什么刺激”，逃回家后就神志不清。

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呼吁，这些乡村孩童急需一场“抢救式干预”。在卢迈看来，贫困山区是中国学前教育目前的最大短板。据其估算，中国0岁到6岁孩子中，约有48%分布在农村，尤其是在贫困地区的村庄，这些孩子共约有1680万～2000万。当前，中国幼儿园的毛入学率已超80%。“但剩下最关键的那20%左右的孩子被遗落下来了。”卢迈说。偏偏是这部分孩子，面临着最大的“毒性压力”。

山村幼儿园设施简陋，通常利用闲置村的小教室、党员活动室等开展活动，设施多是就近取材（秦斌 摄）

卢迈说话轻言细语。他早过退休之年，可依然极为忙碌，日程排得满当。这是一个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紧紧绑在一起的老人：他是归侨子女、老三届、北大荒知青，80年代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师从“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自此与农村政策打交道。1997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后，卢迈开始与农村孩子结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旗下的非营利机构，每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筹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论坛要邀请中外知名嘉宾，卢迈要上台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政商领袖对话。另一边，他又频繁出现在各地偏远乡村。“甘肃庆阳校车事件”“贵州毕节4兄妹自杀事件”后，他都带着同事去了现场，了解事因。亲历这些适龄儿童的悲剧后，卢迈异常痛心：要是这些乡村有就近的幼儿园，悲剧是否就可以避免了？

卢迈和同事决定送幼儿园进村。2009年，基金会启动了“山村幼儿园”计划（又称“一村一园”计划），在一些贫困山区建幼儿园，只要一个村子里有10个适龄儿童，就去开一个幼儿园。第一个试点就在青海乐都，当时的乐都还是一个县，县城仅有两所幼儿园，全县学前幼儿园毛入学率为46%，超过一半的孩子被遗落下来。基线测试显示，在语言认知上，农村孩子大约只有城区孩子40%～60%的水平，记忆能力只有约20%，“因为没人教过他们记东西”；在跑、跳等大幅度动作上，城里孩子也比农村孩子表现更优异，放得开。农村孩子唯一能比肩城里孩子的，是用筷子夹东西等精细动作。很多农村孩子还不会讲普通话——当地只有收费的学前班会教，学前班用的小学课桌，很多孩子坐上去，脚都够不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