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与妻子薇拉· 斯洛尼姆

当我们拿起一本书，翻过书名页和版权页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献词部分，这一整页上只有寥寥几个字，简短如诗。献词的对象纷繁多样，有献给父母或者孩子的，有献给朋友或者编辑的，也有许多是献给恋人或妻子的。乔伊斯·卡罗·欧茨至少曾经把她的两部作品献给她的丈夫，分别是《他们》和《刺客们》。琼·狄迪恩把《顺其自然》献给了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约翰·邓恩把《真实的自白》献给了她。

自从人们写书以来就有了献词。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都把作品献给他们富有的赞助人——米西纳斯。过去100年间，献词变得更加自传化，作家用献词来表白。献词往往是经过精心加密的，是在公开承认某种重要的关系，但同时又努力让它保持私密。菲茨杰拉德把新作“再一次献给泽尔达”，鉴于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再一次”好像含有厌烦之意。格雷厄姆·格林在1948年离开了他的妻子，之后有过多段恋情，包括凯瑟琳·瓦尔顿（或者称之为C），他把《恋情的终结》献给了她。英国版只说“献给C”，美国版是“献给凯瑟琳”。他的《核心问题》的献词更加隐秘，“致V.G., L.C.G.和F.C.G.”。

书的献词和致谢都是作者展现自我的地方，但献词因为很简短，所以往往更加私密。英语书籍的献词有的是“送给（for）某人”，有的是“写给（to）某人”。“送给”的含义是，这部作品是特地作为礼物写给某人的，“写给”的含义是这部作品是写给某一个人的，就像给某人写一封信或一首诗。这样的话，to应该更少见。

感性关系发生变化后，献词也只好随之改变。安·兰德非常大胆，她在出《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第一版时，把这本书献给了两个人：她当时的丈夫和情人。她跟情人的关系终止后，她在新版中把情人的名字删掉了。《撒旦诗篇》出精装本时，萨尔曼·鲁西迪把它献给了他的妻子玛丽安娜。后来该书出平装本，他跟玛丽安娜离婚了，献词变成了“献给所有支持了本书出版的个人和机构”。

有作家说：“这本书献给我的配偶，要是没有其不停的打扰，我半年前就写完了。”但爱德华·威克斯在《作家和朋友》一书中真诚地感谢妻子：“写作中的作家很难共处，心不在焉地在一间间屋子里丢下一堆堆的纸张，总是忘记把眼镜盒放在何处了，或者拉着人听他朗诵段落。我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我娶了菲比，我们1971年结婚后，她忍受了我写三本书。这段献词是她应得的，当我问‘菲比你在不在？’时，总会得到她的回应。”

在圣彼得堡的纳博科夫博物馆，有一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绘制的蝴蝶，上面的签名是“献给V。来自V。”纳博科夫所有的小说都有着同样的献词：“致薇拉。”他是应该感激他妻子，因为她身兼他的打字员、档案管理员、服装师、财务、厨师、代言人、缪斯、助教、司机、保镖（她手包里装着一支手枪）、他的孩子的母亲，在他去世后，还毫不妥协地守卫着他的遗产。

年轻时，纳博科夫希望给予薇拉“阳光、简单的幸福”，他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薇拉·斯洛尼姆都出生于圣彼得堡，他们相差三岁，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薇拉出生于1902年。薇拉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纽约客》作者朱迪斯·瑟曼说：“她皮肤白皙，身材纤细，优雅的言谈和衣着都是纳博科夫望尘莫及的。纳博科夫开玩笑说，是他让薇拉的头发早早就变白了，这一头白发给薇拉无比强硬的性格增添了缥缈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