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场毫无预兆的突然袭击，伏笔早在5月22日特朗普亲抵“西墙”（Kotel）祷告之时就已埋下。

2017年5月22日，刚刚结束沙特阿拉伯之行的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飞抵特拉维夫，在以色列境内停留了28个小时。短短一天多的时间里，他陆续打破了一系列政治常规：在历史上第一次有美国总统从沙特直飞以色列；第一次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相继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会晤；第一次有在任美国总统亲抵耶路撒冷“西墙”访问。白宫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早在2016年投身总统选战之时，特朗普就曾承诺他会前往耶路撒冷；在上任后第一次出访期间兑现这一承诺，既是呼应前情，也体现了美国总统对中东和平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然而，考虑到2017年之于中东历史纪念的敏感性，此举显得极不单纯——就在特朗普结束此行之后两星期，巴以两国将共同迎来1967年“六月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50周年纪念日。正是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从约旦手中彻底夺回耶路撒冷，并在“西墙”旁摄下了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

当特朗普头戴犹太人传统的基帕（Kippah）帽、亲手触上“西墙”的墙面时，很难想象其中没有更深层的政治含义。再进一步说，随他同行的国务卿蒂勒森在当时就已表态：巴以美三方领导人的直接会谈只会在“未来某时”发生，目前尚未纳入议程，则又一次暗示了本届美国政府的行事风格——厌恶烦冗的多边谈判，更倾向于单刀直入。铺垫至此，抛出总统口中的“终极协议”也就变得顺理成章。12月6日，特朗普在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决定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首都，并指示国务院依照1995年国会通过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逐步启动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他同时也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巴以和谈进程，并支持由巴以双方认可的“两国方案”。副总统彭斯也即将飞往中东，向盟友解释政策内情。

自2014年加沙冲突以来，巴以双方共同正视和应对分歧的努力几乎彻底中止。巴勒斯坦内部“法塔赫”（Fatah）与“哈马斯”（Hamas）两大政治－军事团体之间的对立，也直到今年10月才达成和解。经久不止的叙利亚内战以及深陷其中的伊朗、沙特、土耳其各国间的钩心斗角，使得巴以问题的受关注程度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饶是如此，特朗普自行其是的表态，依旧令除以色列之外的中东各国普遍感到了不安。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发表声明称，特朗普的决定将带来“巨大危险和严重后果”，对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都将构成消极影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特朗普越过了红线，土耳其将考虑与以色列断交。

对特朗普的表态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大多注意到了此举可能在当地引发的暴力事件和族群冲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政府没有为此付出任何成本：它不必投入任何经济和安全资源，就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制造了一次“站队”测试。倘若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埃及、沙特以及波斯湾诸国默许了这一安排，则恰好可以以此为契机，使遏制伊朗的犹太人－逊尼派联盟获得确实化，作为干预叙利亚和也门问题的支柱。倘若能使内外交困的巴勒斯坦当局被迫接受“一国方案”，则更是意外之喜。而正在叙利亚问题上和伊朗、俄罗斯暗通款曲的土耳其，一旦对以色列断交，只会使自身的处境愈发孤立。这盘以耶路撒冷为起点的大旗，最终落脚点仍在德黑兰；而以单边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新中东政策，也将在阿拉伯半岛激发出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

巴以问题的遗产

耶路撒冷圣地的实控权问题，在1967年“六月战争”之后已成定局。此前由约旦代管、聚居有大量阿拉伯裔人口的东耶路撒冷，被以色列政府强制与犹太裔人口聚居的西耶路撒冷合并，但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77年右翼利库德集团（HaLikud）在以色列执政后，一面通过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分化阿拉伯联盟，一面在1980年7月通过《耶路撒冷法》，宣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完整和统一”的首都。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年8月20日通过第478号决议，宣布以色列的单方面声明无效，此前在西耶路撒冷（犹太区）设有大使馆的24个国家随后陆续响应该决议，将其使馆和外交人员迁移到特拉维夫。至2017年初，仅有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在耶路撒冷郊外的梅瓦塞莱特锡安镇保留了大使馆，其余大部分国家的使领馆都退出了耶路撒冷城区。

以色列单方面就圣地问题做出表态之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尚处于流亡状态，自是无法做出实质性回应。待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试图以巴以问题作为突破口，在中东建立政治新秩序，遂有1991年秋天起在马德里和奥斯陆的数轮多边会谈，双方得以在彼此的诉求之间做出妥协。至1993年9月13日，各方终于达成基本共识：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并肩站立在白宫南草坪，宣布签署史称“奥斯陆一号协议”的《原则宣言》。根据该协议，以色列政府应在3个月内从加沙地带以及约旦河西岸城市杰里科（均为阿拉伯人聚居区）撤军，巴解组织获准在上述地区建立一个充当行政管理部门的民族权力机构（PNA），以行使自治权。在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阿拉伯人聚居的西岸城市之后，巴解组织可以通过普选产生一个立法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议会。1995年9月，巴以双方又签署了关于控制区边界问题的“奥斯陆二号协议”，以方同意完全撤出西岸地区的8座主要城市，并在其他地区缩小治安权力。

然而和平的曙光仅仅维持了一年多。1995年11月4日，拉宾被一名犹太激进分子刺杀。次年6月，强硬的利库德集团再次上台，随即以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及其下属的武装组织多次对犹太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为由，放慢了撤军速度，并违背奥斯陆协议重新在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到1998年夏天，奥斯陆协议的最后履约期限已至，撤军、选举两大问题却仍未解决。1999年美国发起新一轮戴维营谈判后，巴以双方围绕难民回归、减少武装冲突等问题再生波折，甚至连奥斯陆协议设定的和平日程也被推翻。2001年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登台组阁后，单方面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军，同时在阿拉伯人、犹太人混居的西岸地区建起700公里长的隔离墙。之后双方再度陷入周期性的“冲突－停火”循环，已经获得13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的“巴勒斯坦国”至今仍是一个没有正规国防力量的不完整国家，其国界也依旧处于临时状态。

自上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犹太民族冲突全面爆发以来，对耶路撒冷圣地的争夺就成为双方互不相让的矛盾焦点。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通过巴以分治决议时，一度宣布圣城为国际共管区。而在以色列获得当地实控权后，历任巴以领导人均宣称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不存在妥协空间，不会接受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城市建立新首都。分歧既已如此之大，且始终处在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素来持亲以色列立场的美国政府也就不便于公开表态。是故历届美国政府均甚少回应特拉维夫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至于1995年10月通过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本是美国国会在拉宾来访之际，对其做出的一种宣传性回报——为了回馈拉宾在奥斯陆谈判中做出的让步，有必要对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做出安抚，使其支持和解进程的推进。而在一个象征意义极为重大的问题上公开采取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无疑会大大缓解来自利库德集团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