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经在斯洛博丹·普拉亚克（Slobodan Praljak）中将麾下战斗的许多克罗地亚裔士兵来说，那场战争结束于1994年3月波黑穆克联邦合并之际。对更多的人来说，1995年12月签署的《代顿协议》已经宣告了历时3年又8个月的波黑内战的终止。多次造访过萨拉热窝的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雅尼娜·迪·乔瓦尼告诉我，尽管仍须面对与昔日对手朝夕相处带来的道德和情感压力，但在最近十几年，波黑人最关心的问题逐渐从民族矛盾转移到了收入和就业上：毕竟，即使是长期缺乏变革的巴尔干，也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局中人。

然而在拥有三个学士学位、曾经是剧场导演和电视剧制片人的普拉亚克看来，脱下军装不过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他的新战场在萨格勒布的房地产业、出版业和海牙的法庭上；除去第一项是关于生计以外，后两项依然是对1991～1995年那段短暂军旅生涯的捍卫。应当承认，三件事他都做得相当成功：由普拉亚克创办的商业地产公司“屋大维”在克罗地亚拥有多处商业综合体，2011年全年的收入是2200万库纳（约合385万美元）。从1995年到2008年，普拉亚克先后撰写或编辑了18种有关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波黑战争以及克罗地亚—波黑关系的政治宣传物，驳斥有关他本人以及克罗地亚族人需要为波黑内战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指控。而在2004年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开始起诉“波黑克族共和国”的29位前主要领导人之后，他不仅主动投案自首，还在庭审中屡次驳斥公诉人的指控，否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

这场漫长的战斗，原本已经接近尾声。尽管国际法庭在2013年裁定普拉亚克犯有多项破坏《日内瓦公约》、违反通行战争法及惯例乃至反人道主义的罪行，并据此判处他20年有期徒刑；但鉴于自2004年实际收押之日起，他在狱中服刑的时间已经超过13年，超过全部刑期的2/3，法庭已在考虑将他提前释放或转为监外执行。然而富于知识分子气质的普拉亚克做出了一项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11月29日，在得知自己申请推翻所有指控的上诉依旧以维持原判的结果而告终后，他当庭陈词：“各位法官，斯洛博丹·普拉亚克不是战争罪犯。我鄙视你们的判决，绝不会接受它！”接着就从怀中掏出暗藏的氰化钾小瓶，一饮而尽。

相比下野之后隐姓埋名多年、企图逃脱法律制裁的前“波黑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姆拉迪奇、卡拉季奇，克族军队及其领导人普拉亚克在那场战争中需要承担的责任素来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然而对依旧处于三个主体民族混居状态并且克族人口明显少于穆族和塞族的今日波黑来说，既然塞族领导人的责任已经获得清算，穆族则被裁定不存在有组织的集体犯罪行为，则拉出克族领导人来“陪绑”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以有效证据而论，对普拉亚克的指控很难说确凿无疑；但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又必须被判刑。一场悲剧就此酿成。

荒谬之处还不至于此。回望1992年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以及其后在巴尔干爆发的一系列惨烈战争，复兴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其间最旺盛的推动力。巴尔干知识分子和政治强人们曾经花费超过半个世纪创造出“南斯拉夫人”这一历史—种族概念，并据此将多个主体民族强行纳入生硬的大一统框架，然而令这一切土崩瓦解却只需要短短十几年时间。25年前还是一个统一共同体的南斯拉夫联邦，如今已经分裂成7个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并有超过130万人在残酷的内战中丧生。尽管海牙国际法庭希望厘清其中的是是非非，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但累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民族恩怨，又岂能在须臾间做出评判？在普拉亚克身后，悲歌仍未停歇。

南斯拉夫的兴亡

公元5世纪前后，居住在第聂伯河与普里皮亚季沼泽之间的一部分古斯拉夫人在亚洲蛮族的裹胁下，离开了最初的栖息地，涌入多瑙河下游。7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陷入动荡后，这部分人又从多瑙河流域南下，迁入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沿岸，形成了后世历史学家所称的“南斯拉夫人”（Yugoslavs）。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种族来源上具有一致性，但因为定居地区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所谓“南斯拉夫人”从一开始起就分为两大支派：以萨洛尼卡为中心的东方部落受到拜占庭帝国推崇的希腊文化和东正教的滋养，逐步演变为塞尔维亚人（Serbian）；聚居于达尔马提亚内陆的西方部落则融入了法兰克帝国的拉丁语和基督教文化圈，形成克罗地亚人（Croatia）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前者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后者则被匈牙利所控制。

进入15世纪，独立的塞尔维亚公国一度为奥斯曼土耳其所吞并，但在1878年因为“解放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干预而重生，并在1882年升格为王国。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俄国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属于奥匈帝国的固有领土，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拥有大量塞族移民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原系土耳其的附庸，从1878年起则由奥匈“代管”，以在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维持势力平衡。这种安排合乎现实的政治需要，但对方兴未艾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造成了冒犯，尤其令塞族人备感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