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建在村子后面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去上学，我们要爬老长一段坡路。坡路旁边有片竹林，课后我们经常在林子里玩闹，毕业的时候我们还在林子里照过毕业照。学校周围种有许多苦楝树和杉树。校门口左侧有一棵巨大的枫树，四五个同学才能合抱，高达二十几米，夏天时浓荫蔽日，秋天霜降后一树的红叶，远看宛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树下落满黑褐色带刺的球状果实。教室和宿舍都是砖瓦房，那时村民还很少盖砖瓦房的，大部分人家都是土坯瓦房，可见村里人对教育的重视。

学校中央有个大花坛，大花坛种的植物高大粗壮，有蓖麻，木芙蓉，美人蕉，绣球。每间教室旁边还有一个小花坛，小花坛种的都是草花，有太阳花，指甲花，牵牛花，秋海棠。学校的铃铛是口掉渣的烂铁锅，上课时，老师用铁锤敲几下，发出叮当叮当沉闷的响声。第一遍铃声响过，同学们通常还在苦楝树下玩闹，拾苦楝子儿，打石子，跳房子，或是跑到后山的林子里摘刺萢。总是掐正最后几秒钟，在老师要到教师门口时鱼贯冲入教室，免去罚站。

老师在掉了漆的木黑板上写着生字，常常一个字的笔画在掉漆的部位无法连通，使得与课本上的总相差一点，让人看得有点别扭，就像正常的人少了个手指头或耳朵，但我们都习惯了。

教室地面没铺沙子水泥，泥土有三寸来厚。每次打扫卫生扫帚扫不动，尘土却扬得老高，弄得满脸满嘴泥尘。地面又极不平整，许多课桌都是用捡来的石快砖头支撑的，左高右低，像跛子，一晃动写字总是戳破作业本。有时如果那个前排的同学跟后排的同学口角了，前排同学便摇摆身子，后排的就没法写字了。结果呢，两个扭打在一起，滚倒在黄土地上，一个打哭了，抓起一把黄土就往另一个身上甩去，另一个早跑出了教室，打哭的同学只好一边用泥手抹脸上的涟涟泪水，脏手一抹，脸就成了划满一道道黄泥痕的花脸，大家哄的一声笑开了。打架的多是我们男同学，但偶尔也有男同学跟女同学打的、女同学之间口角闹翻了打的，反正老师是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成了花脸的同学被大家笑不过，赶紧跑到山脚下井边洗脸去了。

学校山脚下有眼泉水井，深和宽都不过一米。水是石壁冒出的山泉，井水清冽得能照见人的寒毛，井里有小杂鱼、小虾游动，但似乎总长不大。井台是麻条石砌成的，上面长满了碧绿的青苔。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几个大个同学掏洗一次。课间，同学们口渴了，就呼啦啦冲下山脚，伏倒在井边一块光滑的青石板上，埋下脸，咕咕地灌下一肚子井水。夏天那个清凉、甜爽决不亚于冰棍。天热时，就抓起放在一边的大水瓢，舀起冷凉的井水兜头淋几瓢，最后带着淋着水滴的头坐进教室听课。 

学校有一大一小两个宿舍，大的是男生宿舍，小的是女生宿舍。在农村，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山里，女孩子通常上完了村小的二年级，就不再上学了。我们村子有十几个小组，这些小组像零乱的棋子分散在大山的褶皱里。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村小，村小大都设在祠堂里，没有像样的课桌，几条长凳和矮凳拼成课桌椅。村小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人数不多，凑在一起上课。只一个民办老师，上完一年级的语文，布置好作业，接着就上二年级的数学。三年级开始就要到村里的完小上了，因为山路远，得寄宿在学校。      

男生宿舍是通铺，两溜排开，中间是过道，几条长凳支起几快宽厚的松板就是我们的床。床底放的是装米装菜的木箱子。床铺通常是凌乱的，晚上熄了灯，还闹哄哄的一片，在床上打闹。值班的老师通常是才训过话，折身走回自己卧室，这边就派了人跟出去，确定老师睡下了，就又开始闹开了，大家在床上打成一堆，搞恶作剧，把所有的被子压到一个人的身上，或者突然那个叫一声“鬼啊”，大家便很快地钻近各自的被窝里，蒙了头，顿时鸦雀无闻，听了会儿没动静，大家再一次闹开了，找到那个起哄有鬼的人，大家一个个压到那个人床上。老师听到这边还是闹哄哄的，又提了电筒过来。大家看到明亮的光束，一下子又钻回了被窝，老师只好无奈地返回。有时，老师也很狡猾，悄没声息地挨到门口，听得闹到起劲处，猛地推开门打亮电筒，厉声地叫都别动，情景仿佛是电影里警察突击擒拿罪犯的镜头。同学们来不及钻回被窝，有的还骑在另一个同学身上说着，下次看你还敢不敢乱说了。见到老师，突然握成拳头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老师抓了几个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审讯，问谁起头不睡觉闹起来的，大家都说不知道。老师说，你们一个个都是刘胡兰啊，既然都不知道，那就全部给我写检讨书，写完了回去睡觉。大家才意识到这次难逃一劫，只好乖乖地写了检讨，写得昏昏欲睡，回去的路都快找不到了。同学们受过一次罚，可并不记心上，下次该怎样闹还是怎样闹。女生宿舍是几个铁架子床，大概有十几个铺位，几乎没有熄灯后吵闹的事发生。 

学校五个年级，五个班，共有九个老师，民办老师占了一半。每年老师也有调动，好像只限于公办老师，几个民办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一直都没变动过。 

我读书时，校长是个很瘦小的邻村人，有五十多了吧。姓潘，嗓子沙哑，教数学。我四年级时上过他一年的课。他讲课从不带课本，只带教案，例题是他自己编的，灵活有趣，待人亲切异常，从未曾打骂训罚过学生。上他课那一年，他推荐我代表学校到镇子上的中心完小参加数学通讯赛选拔赛，每天晚上，他还专门为此给我开了“小灶”，补习一些平时没讲过的题目，后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番心意，获得去县里初赛的一个名额，是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以前参考的通常都是得个零分回来。去县里参加比赛那天，他早早地来到我家接我，给我父亲说，去县里要带点钱在身上，父亲给我了五块钱，他说不够。父亲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了。他于是很慷慨地借了十块钱给父亲，让我带上。他用自行车送我到镇上，把我交给带队的老师。这一次去县里参加比赛，也是我的第一次进城，所以记忆深刻。我用身上带的钱买了两本《民间故事》，买了几个香蕉吃，最后回到家还剩十块零几毛钱。县里考回来也不知道成绩，应该是名落孙山，反正没有通知再去参加比赛。但潘校长觉得我给学校争光了，于是他跑到村委，要求村里的王书记代表村里来学校，给我发奖状和奖品。现在记得奖品是一个硬壳笔记本，那张奖状有点特别，比一般的奖状大，是蓝色底子的，本来一般都是金黄色底子的，贴在我家老屋的墙上十几年。学校里的奖状我拿过很多，这张是唯一一张村里发给我的，因为在我之前村完小还没有人取得去县里参加比赛的资格，以前村里也没有给学生发过奖状，这次是个另外。大概是我上初中时，听说他生病过世了，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工作。 

教导主任陈良文，也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吧，一直教五年级的数学，额头左边长了个拇指大的肉瘤子。身材高大魁梧，看起来挺严肃的，加上那个肉瘤子，同学们都有点怕他。他虽然是民办老师，但在学校他的教学质量是最有名的，村里人一提他都竖起拇指说他数学教得好。很多同学的父母都上过他的课。只不过大家都觉得他脾气有点暴躁。记忆最深的是，他喜欢扔粉笔头，看到课堂上睡觉和说话的，嗖的一声，一支粉笔便精准地落到那个人的头上，以示警告，简直百发百中。被扔的同学摸着头感到莫名其妙，同学们都想笑但又不敢作声。但他上课却又很细心，上课讲完习题，通常会问一下学习不太好的同学，他那样讲容易懂不，如果说听不懂，他又会换一种方式讲解，直到几个学习不太好的同学都懂了，他才放心下课。

他虽然始终给人严厉的感觉，但有一件改变了我对他的刻板印象。记得有一回，我们五年级跟隔壁村完小的五年级搞一对一的联谊活动，每个人手上都分到了一个陌生新朋友的名字。那时候同学们都觉得很新鲜，充满期待，兴致很高。见面相识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班长建议在教室里挂些气球，把气氛搞得热闹喜庆点，需要每人交一毛钱的班费。大家都很积极的交了，钱暂时由班长保管。可不幸的是，班长放在抽屉里的钱在第二天不翼而飞。几个班干部表情极其严肃地聚在一起开会，研究谁是最可能偷钱的同学。有几个同学因为受到质疑，觉得冤枉，伏在桌子上放声大哭。最后没法，班长只好告到陈主任那里。陈主任听了情况，询问了相关同学，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是谁偷的，觉得平白无辜冤枉同学不好。于是来到班上说，我先给你们垫上，你们把教室布置漂亮点，玩开心，钱以后慢慢再找。那次我们的联谊会开得很有趣，两个学校的同学举行了朗诵、演算、猜成语比赛。后来那几块钱，不知怎么又回到了班长的书包里。想必是美好的联谊会触动拿了钱的那个同学的心。

陈师母跟他一起住学校，是学校中唯一的老师家眷。陈师母负责老师的伙食，也帮学生蒸饭。据同学们讲，老师平时有打平伙的习惯，就是凑几个钱到附近买一只鸡或狗子，杀了晚上一起喝酒。有时吃了还有剩的，同学们发现了，胆大的就把它偷吃个精光，听来挺刺激的。第二天，陈师母就骂开了，但骂归骂，毕竟是剩下的一点，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也是同学们课后的谈资。 

孙海英主演的乡村代课教师体裁电影《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曾庆辉老师，他是我三、四、五年级的班主任，皮肤黑，显老，那时三十来岁，可看上去近五十岁了。他平时笑嘻嘻的，但脾气并不很好。他喜欢成绩好的同学，许多次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们班有几株读书好苗子，将来会有出息。对成绩不好的同学常常是恨铁不成钢地训斥他们，说家里的锄头有你们扛的。他有时喜欢喝点酒，又容易上脸，满脸通红地给我们上课。据坐前排的同学讲，上他的课酒臭都闻饱了，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教语文，在学校里算他的普通话讲得最好，其他老师上课都是夹生普通话，带了相当浓重的本地口音，只他是例外，说普通话说得流利标准。他家住“塅上”（指大而住户集中的平原村子，区别于我们山村），离学校比较远，挨着镇上。他平时住校，星期五下午骑自行车回家，星期一早上赶回学校。回去时，车坐后常常是带了一捆干劈柴，那是我们学生义务劳动给学校食堂砍的，烧不完都是老师各自带回家或学校卖了。那时，学校还给我们安排了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有三项内容：一是周三下午砍柴，二是农忙时节拾稻穗，三是十月油茶熟时捡油茶。记得要完成的量都不小，就拿四年级来说，一个学期要完成400斤柴，20斤稻谷，12斤茶籽，并且都要是干的。年级越高，任务量越大。山村老师的工资极低，每个月才一百来块钱，要养家糊口，所以不得不想些办法对付，也是合理的。由于我那一届升初中有6个人进了尖子班，全镇18个村完小，能进尖子班的只有40几个人，有些村完小一个都没有进。这是学校有史以来考得最好的一届，曾老师也因此调回他们村完小去了，想必他也不必每天骑辆破自行车赶去学校上课了。 

胡丁生老师，是学校的会计，同学们在下面都叫他绰号“丁保”，不知是什么意思，反正一届届同学都这样叫着。胡丁生在我们学校据说是教龄最长的老师，他也住“塅上”，也跟曾老师一样每周骑自行车来往学校和家里，回家也带点柴。他一直教二年级的语文，雷打不动。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没水平的老师，除了二年级再没能力教其他年级的数学或语文。但同学们都觉得他的板书写得最是工整漂亮，楷书，一撇一捺刀刻一般。

春生老师，姓邓，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春生老师，宽脸高额。他家就住在学校山脚下，离我家不远，平时田里地头都容易见到。父亲母亲都是他的学生，一直教五年级的语文，并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偶尔也代一下其他年级的历史、生物杂课。但不知什么原因，我上五年级时是曾老师带的班，所以没有上过他的课。 

刘盛林老师，他住在我们隔壁村子，家里也种田，有些田跟我们村子的田相连，也能看到他打农药施肥。他教数学，好像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课都上过。可是没带过我的数学课，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数学老师生病了，他代了几天，喜欢吹牛，一节课扯东扯西一大车，听了脑袋都要大。他家种的田比较多，到了收割稻子的时候，忙不过来，学校就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给他帮忙。有一年，他家的老房子漏雨倒了建新房子，需要很多做支撑用的杂木，我们五年级的同学还去给他上山砍杂木，一条条帮他扛回去。

陈广州老师，我们村中田山小组人，人长得高大俊朗，也是教数学。三年级上过他一年的课。我有个堂叔跟他是同学，说他小时候成绩一团糟，当上老师是接他父亲的班。但我觉得他的课讲得好，也许有我个人的一点偏见在里面，那时我的数学平时测验经常得满分，也算是他的得意门生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上课他眼里流泪了。记得是讲一道考试过的方程题，很多人做错了，讲了第一遍，问一个同学听懂了吗。回答说，不懂。于是擦干净黑板重讲一遍，问另一个同学，听懂了吗。回答说，还没听懂。又擦去再讲一遍，再问一个同学，懂了吗。回答说，不懂。最后又见他慢慢擦干净黑板，用力有点大，看得到粉笔屑纷纷扬扬往下掉，在黑板上又重新演示讲解一遍，讲完问刚才那几个同学，听懂了吗。没人作声，再问一遍，还是没人作声。最后他把粉笔啪的一下扔回盒子里，说了一句很粗的话，你们都是猪脑壳，就很快转过脸去擦黑板，擦了很久，一遍又一遍，下课铃响了，转过身拿起教案时，一瞬间我看到他眼里泪光闪闪，他没有像平时那样说下课，就径直走出了教室。那双快要溢出泪水的眼睛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多年后，上大学期间我选修了一门《中国古典哲学》，老师米小蓉那双含泪忘情投入讲课的眼睛是那么动人，它钩起我又重温了一遍陈老师那双有泪水快要流出的眼睛。尽管两双含泪的眼睛的意义很不相同，前者是委屈，恨朽木不可雕的无奈，后者是因为悲悯、赤子之心。但都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值得我去珍藏。 

孙海英主演的乡村代课教师体裁电影《一个人的课堂》剧照

王微之老师，是我父亲的老同学，家住镇子上，老婆是卖咸鱼的，老师中只有他家没种田。教语文，没上过我的课，但他的儿子跟在他身边读书，跟我同班，长得很胖，有点霸道，谁要是动了他，就不管有理没理都要胡缠着不放，告到他父亲那，同学们都不喜欢跟他玩。王老师人比较瘦，窄条脸，颧骨突出，说话时满口牙龈都露出来。有一年开学，那时我和两个弟弟都在上学，学费加起来大概要五十几块钱，家里穷，一时凑不齐。父亲说王老师是他同学，看去跟他说说，能不能暂时欠一部分。于是父亲在圩日那天到村口肉铺上割了一块肉，家里又割了韭菜，要炒鸡蛋。父亲吩咐我下了课请王老师来家里吃顿饭。我那时还是有点胆小，走到王老师宿舍，徘徊了好一阵才鼓起勇气走过去敲了门，低声说：王老师，我爹请你晚上到我家吃饭。王老师说：今天没时间，下次吧。我就不知怎么说，转身走了。父亲问我请了没有，我说请了，王老师说没时间。父亲便亲自又去请了一回，最后还是没请来。但后来我和弟弟的学费还是让暂时欠了，给我们发了新书本。过后，父亲在一个晚上，给王老师挑去了一担上好的木炭，镇子上人做饭都用木炭。

潘有言老师是我伯母的父亲，教一年级的语文，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语文老师，那时潘老师已到退休年龄，可新老师还没有来，他继续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他看上去就像我祖父，很慈和。可是上课时，他就换了一种角色，手执一根竹子，上课打瞌睡的同学，手掌心没有不挨过他的竹子的。他教会了我基本的汉语拼音，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生了场大病，不能再来上课，由她女儿代课教我们，后来不久就过世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还清晰地记得那所小学校，记得给予我启蒙的那些老师，我怕忘记，就决定写了上面一点回忆。那些老师既要种田耕作，又要教书育人，常年过着贫穷寂寞的日子。

前年，回到老家，去学校看了一下，学校有点破旧了，原来五个年级，现在只有二个年级，三名学生。听说，因为没有老师，老的相继退休，新的老师又耐不住贫穷寂寞，都不愿来。村小撤消了，我们山村完小也合并到到了镇上中心小学。农村日益枯零凋敝，许多打工的都把孩子带去城市了，在各个城市飘来飘去，虽然在城市获得的书本教育要比乡村好得多，但他们远离了自然和泥土，也意味着失去童年的许多活泼与生气，以及自然万物的教养与滋润。

图片来自网络，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