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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亚到东洋：隋唐时代的文化交往

唐朝虽然过去了一千多年，但直到现在依然在影响着我们。比如，国外中国人聚集的区域，叫做“唐人街”，复古的传统服装，称作“唐装”。我们常说，世界上有一个唐文化圈。没错，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唐朝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开放多元，不断融汇各种外来文明，没有清晰的边界。今天，我们就要讲讲隋唐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艺术交往。我们会从西与东两条路线来看唐朝。这里说的西与东即是地理的概念，也是文化的概念。中国的中原往北，有北方草原民族；往西可以到达西域、西亚和南亚。

黄金与琉璃：早期的文化交流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隋唐之前的文化交流。早期域外的交流主要发生在丝绸之路上。1957年，陕西神木县发现了一座匈奴贵族的墓葬，出土了一个黄金的神兽，长着华丽夸张的角，像一头麋鹿，不过却长着弯弯的鹰嘴。在中国的战国到秦汉时代，匈奴人统治着广袤的蒙古高原。他们与活跃在更遥远的中亚和南俄罗斯草原上的斯基泰人都属于广义上的北方草原文化圈，又叫“斯基泰文化圈”。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艺术主要用来装点游牧生活中所需要的器物，比如腰带，用金银、青铜铸造出各种猛兽、鹿等动物纹样。匈奴的鹰嘴神兽，可能就是欧亚大陆广泛流行的鹰嘴兽身的“格里芬”。在希腊、波斯、斯基泰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反映出二千多年以前欧亚大陆动物为主的金银器和青铜器，体现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还通过曲折的路线进入了中国云南。在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滇文化中，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和贵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的动物、人物造型的青铜器。除了大家经常看到的写实的公牛，还有猛兽猎杀猎物的生动形象。有一个鎏金的双人舞蹈的腰带扣，无论是紧窄的贴身衣服还是人物的头部造型，都与中原区别很大。尽管无法判明他们的身分，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它想象当时文化交融的情形。

汉金怪兽

由于地域接近，斯基泰文化与波斯文化有密切的交往。古代的文化交流常常是由于战争推动的。历史悠久的波斯帝国与欧洲的希腊罗马、亚洲的古印度等文明都发生过许多战争，文化和艺术的传播也随之发生。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南京博物院的《兄弟王》大展，展出了江苏盱眙大云山发现的西汉江都王陵中出土的珍品。有2件来自西亚伊朗高原的银器。银盒和银盘上都用西亚流行的锤揲的方式敲打出裂瓣纹。在山东临淄的西汉齐王墓、广州南越王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银器。异域的贵金属制品显然对于中国的贵族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战国裂瓣纹银盒

这并不奇怪，因为金银器技术的发源地就在西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是最早制作金银器的文化。后来，古希腊、罗马、波斯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金银器文化。中国的金银器要到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变多。北方草原民族的金银器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所谓的“五胡乱华”，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与西域和西亚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金银器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也为唐代金银器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波斯，处于萨珊王朝统治之下。1983年，宁夏固原发现了北周大贵族李贤的墓。最特别的出土品，是一把鎏金银壶，长颈、圆腹、高足，具有明显的萨珊波斯风格。尤其是在壶的腹部有三对青年男女，有的半裸，有的全裸，穿着披风，有卷曲的头发和高高的鼻梁，分明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和这把舶来的酒壶一起的，还有一个同样来自萨珊波斯的玻璃碗，碗的外壁上有圆形凸起，这个碗并不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西方玻璃器。玻璃，中国早期文献称作“琉璃”，宋元以后才称作“玻璃”。李贤墓的是钠钙玻璃，是在西亚发展起来的。更早的时候，古罗马已经有成熟的玻璃制造技术。在江苏出土的东晋和南朝墓葬中，也曾发现过玻璃罐和玻璃碗，就是罗马玻璃。1965年，在辽宁北票发现的北燕贵族冯素弗的墓里，也发现了一批玻璃器，其中有一个做成鸭子形状的水注，极为特别。

李贤墓中鎏金银壶

萨珊波斯的玻璃碗

除了金银器和玻璃器，纺织品也是异域风格发生影响的重要领域。新疆尉犁县的营盘，发现了一座汉晋时代的墓葬。墓主人身穿一件羊毛织成的长袍，上面有精美的花纹。是一种两两相对的人物和动物纹，动物是公牛，人物是戴着披风的卷发裸体人物，与李贤墓中的鎏金银壶上的裸体人物十分相似，带有浓郁的希腊化风格。

葡萄美酒夜光杯

从这些隋唐之前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外来的物品，是拥有他们的人的社会身份象征。

隋唐时代也是如此。 隋代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一位年仅9岁的女童李静训去世。她的外祖母，是隋朝的乐平公主，而曾祖父，是刚才讲到的北周贵族李贤。1957年，这个小姑娘的墓在西安被发现。墓中随葬了大量金银器、玉器、瓷器和玻璃器。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戴在死去的李静训脖子上的一串镶嵌珍珠、红宝石、青金石的金项链，璀璨夺目。项链上部中央的一块蓝色宝石上，刻了一头长角的牡鹿。从项链的造型，鹿的形象，以及青金石的产地来看，这串项链可能产自印度，或者是阿富汗地区，或巴基斯坦地区。墓中还随葬了金冠饰、金手镯。金手镯要到宋代以后才在中国流行，墓中的手镯也应该来自于印度。插在发髻上的金冠饰也超级华丽。用金丝、金片、珍珠和宝石做成一个花丛，一只蝴蝶从上而下正在扑进花丛中。黄金冠饰在古希腊罗马和北方草原文化都很常见，李静训墓的这一从花蝶，可能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女性发髻的装饰“步摇”，一般是用金片做成一枝带叶子的花，插在头上，走路时微微颤动。这种“步摇”受到了一些来自草原民族的影响，但是也发展出了中原文化的新特点。用蝴蝶采花，构成了迎春的主题。

嵌珍珠宝石金项链

李静训墓也随葬了不少玻璃器。金银器和玻璃器，看来都是高等级贵族十分珍爱的。不但用来随葬凡人，还用来供养佛陀。唐代的出土文物中，法门寺佛塔的地宫是一个大发现。塔其实是坟墓。很多佛塔会在塔基之下有地宫，或者在塔的中轴有天宫，封藏供养佛陀的珍宝。法门寺因为有传为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自唐代以来就是最重要的礼佛之地。帝王们把自己平时所用的皇家物品捐献出来，或者让皇家工匠专门制作供养品。金银器和玻璃器同样是供奉品中最精彩的。我最喜欢的是一对银制的荷花。尽管看起来十分真实，但却是一种夸张的手法，荷叶小，荷花大，尤其是花瓣包裹的硕大莲蓬，十分突出。这对银荷花既可以摆在佛龛前作为装点，又暗示出西方净土世界的莲花池。

在隋代，中国已经可以模仿西亚生产素面的玻璃，但来自西亚的精美的玻璃器依然广受贵族们喜爱。法门寺地宫中就供养了来自伊斯兰的玻璃器。和唐代建立几乎同时，阿拉伯帝国也在西亚兴起，波斯文化逐渐地伊斯兰化。法门寺中有好几件蓝色玻璃盘，上面刻有伊斯兰艺术中常见的植物纹样。

唐代金银器和玻璃器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西安郊区何家村发现的一个唐代窖藏。可能是在783年的一次战乱中，一位官员匆匆埋下的当时官府的财产。这批唐代器物的精粹，既有纯粹的舶来品，也有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物品，还有中国本土工匠的制品。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拜占庭，即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来自日本的青铜古钱，来自萨珊波斯的银币和玻璃杯，来自中亚粟特人的玛瑙酒杯和银杯。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器型还是装饰都具有浓郁粟特风格，可能是粟特工匠在唐朝制作的八棱的金酒杯和银酒杯。我们还可以看到唐朝工匠融汇西亚文化而制作出来的各种金银器。这复杂的多元文化的杂处，不正是唐代文化的象征吗？

这批器物是如此丰富，我们只能挑出3件来介绍。第一件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一件喝酒的酒具。杯的主体是用黑色、棕色和白色玛瑙拼接起来的羚羊的头，口鼻处用黄金镶嵌，十分写实。喝酒的时候，用手托着羚羊的脖子，和它来一个接吻，酒就从羚羊嘴里的小孔流入。这种酒具发源于西亚，称作“来通”。何家村的这一件究竟是来自波斯、粟特，还是更遥远的地区，还不能确认。但这种器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唐代人广泛模仿，生产出了各种材质的角杯，直到后来明代的犀角杯，都是这种文化交融的产物。

镶金兽首玛瑙杯

何家村的第二件名为“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的酒具，更是文化交融的典型。酒杯的八边形受到粟特文化影响，但却把八棱做出了曲线，成为了一朵八瓣的葵花。酒杯的装饰纹样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杯身的八瓣上，盛唐的士女图和狩猎图交错排列，而在杯内的底部，则是来自印度的摩羯和怪鱼。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酒与外来文化的奇妙融合出现在“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用贵金属模仿出草原民族所用的皮囊本身就是一种创新。酒壶的两面各有一匹跪坐在地上的舞马，嘴里衔着硕大的酒杯。训练马匹衔着酒杯进行表演，是唐朝宫廷和贵族的大型宴会中的一种马戏。

鎏金舞马衔杯银壶

马在唐代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汉代通西域以来，最好的马就是从西域和中亚引进的。可以说，马的文化在唐朝的发展，与中亚和西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人给马取名字，就受到突厥语影响。比如“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什伐赤，都是从外来语翻译过来的。再比如，唐人喜欢打马球，是运动，也是马术表演。最壮观的打马球场面，出现在唐代章怀太子李贤的陵墓中，壁画里，在空阔的场地上，许多宫廷男子骑着各种毛色的马，挥舞着球杆。甚至还有一些出土的陶俑，女性也穿着男装，进行马球表演。根据学者的研究，马球可能起源于吐番。因为文化交融，成为了唐人生活的一部分。

唐代绘画中，骏马是一个重要题材。最著名的画马名家是韩干。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的《照夜白图》，是韩干名下的一件名作。画的是唐玄宗的御马“照夜白”。据说唐玄宗喜欢多肉的大马，产自于西域，身子很大，骑在上面很稳，就像坐在床榻上一样。照夜白腿短身状，正是如此，是一种夸张的手法，看起来和画中丰肥的唐朝美女一样。如果和温顺的衔杯舞马、或者马球手的坐骑比起来，照夜白是一匹烈马。虽然绑在柱子上，却四蹄刨地，抬头嘶叫，细看它的眼睛，还是红褐色的。古人称西域来的汗血宝马为“天马”，照夜白正有这种超越凡马的气势。

《照夜白图》

图像中的天马通常是长翅膀的马，有翼的神兽是一种西亚来的传统。何家村金银器中就有有翼的狮子和鹿的形象。有翼神兽还出现在铜镜之中。唐代铜镜中流行一种海兽葡萄纹。葡萄自然是西域来的物种，而海中的有翼神兽，也与西方传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人认为与古罗马的酒神崇拜有关。这都是唐代工匠创造出来的融合西域与中原传统的新图像。

东洋的“唐物”

由于文化的融合，艺术品的属性越来越不好简单的界定。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西边转到唐朝的东边，通过流传到日本的艺术品，来感受一下唐朝。

日本文化中有个词叫做“唐物”。最早指的是中国唐朝的舶来品，后来泛指从中国过去的物品。“唐物”中，最著名的是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的藏宝。奈良是日本古都，称作平城京。正仓院是东大寺的仓库，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逝世，光明皇后把天皇宫廷收藏的数百件物品奉献给了东大寺。虽然一千多年过去，这批文物几乎全部都保存下来。

和刚才讲过的法门寺、何家村类似，正仓院的宝物也是多文化交融的产物。既有传入日本的唐物，也有经有唐朝而来的中亚和西亚物品，还有日本本土在唐文化影响之下制作的物品。除了大量的金银器、玻璃器、纺织品，正仓院最著名的，是在中国几乎已经看不到的一架具有浓郁盛唐风格的士女屏风，还有好几件唐朝乐器。

由于在士女身上贴有鸟的羽毛，所以正仓院的这架屏风被称作《鸟毛立女屏风》，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世界上唯一留下来的唐朝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屏风画。屏风画在纸上，共有六扇，每一扇画一位士女，高136，宽56厘米，摆在地上可以围成一个二三米长的空间。尽管鸟毛基本都没有，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各种颜色的羽毛在画面上微微飘动的感觉。屏风上6位丰肥的士女，都倚靠着一棵树，3人站立，3人坐在石头上。这种样式在唐代十分流行。不过，贴鸟羽的方式却在唐朝绘画中很罕见，屏风中还有一位士女，身披一件羽衣。羽衣在唐代文献中虽然屡有记载，但很少见到样子。因此，关于这架屏风画的身分归属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是唐朝制作的，有人认为是日本画家根据唐朝的粉本制作的。不管怎样，都是唐文化的产物。

《鸟毛立女屏风》局部

相比起屏风的争议，正仓院的乐器都比较确定是唐朝传入的。有琴、阮和琵琶。琵琶最多，最著名的是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其他琵琶都是四弦，是曲颈琵琶，五弦是直颈琵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存世的五弦琵琶。阮和琴是中国本土乐器，而琵琶是从中亚传入的。琵琶的两面都有图案，主要图案在供弹拨的正面，是一幅由螺钿、漆画等各种工艺制成的画。所以，这几个琵琶上的画，也就成为罕见的唐朝图画，而且，都与音乐有关。五弦琵琶上的，是骑着骆驼的人在弹拨四弦琵琶。另几个琵琶上的也都是充满西域情调的图像。有一幅狩猎场景，山水背景中，前景和后景的骑手在围猎老虎，中景的人在宴乐，弹奏的就是琵琶。另一幅描绘的是夕阳山水中，一群胡人和汉人在白象上歌舞。这幅画上日落的晚霞，营造出了炫目的效果，如果配上来自西域的动人的胡乐，一定会在宫廷宴会中，创造出一种想象中异域。正是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了唐代因为文化交融而形成的灿烂景观。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会从另一条方面继续考察唐代的文化交融。下节课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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