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流感大流行期间，驻扎在惠灵顿军营的威尔士卫队士兵集体漱喉咙防流感

被误解的“零号病人”

1981年6月5日，美国医生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病人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被摧毁了，导致大量平时很容易被压制的病原体纷纷暴发。

第一批患者几乎全都是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同性恋，非常符合性传播疾病的特征，于是美国疾控中心（CDC）立即接手了这个案子，并按照性病的模式展开调查。

对付任何一种新型传染病，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尽快确定病原体。这项工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由两家病毒实验室分别独立完成，后人将这个病毒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相比之下，新冠病毒（COVID-19）的发现只用了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由此可见人类生物科技水平的发展是何等迅速。

几乎与此同时，追踪传染路径的工作也有了收获。性传染病和呼吸系统传染病很不一样，前者的传播链条很容易建立，只要患者不撒谎就行了。于是，研究人员很快就画出了一张包括40多位同性恋患者的性关系图，其中一位名叫盖尔坦·杜加（Ga?tan Dugas）的空乘人员位于很中心的位置。此人并不是加州人，只是一个经常路过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于是研究人员在他的名字后面标了一个字母O，意思是说这个人来自“加州之外”（Outside of California）。没想到这张表格被一位记者看到了，他错误地把字母O看成了数字0，觉得这个数字很可能意味着此人位于传染链条的起始点，于是便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零号病人”（Patient Zero）。

这个外号非常形象，完美地契合了大众对于传染病的简单想象，于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顺便把杜加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罪人。当杜加于1984年因病去世之后，公众又把怨气撒在了他的家人和朋友身上，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零号病人”盖尔坦·杜加

比杜加一家更倒霉的是整个同性恋群体。报道这件事的媒体需要一个吸引眼球的名称，便生造了一个新病名，称其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陷病”（GRID）。这个名称暗示同性恋者是这个病的罪魁祸首，于是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行为迅速升温，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幸亏美国CDC很快发现异性性行为和不洁输血也有可能传播HIV病毒，并将这个病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中文翻译成“艾滋病”），同性恋群体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零号病人”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成为传染病的标配。此后，每次遇到一种新的传染病，媒体都会要求防疫部门追查并公布谁是“零号病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给公众一个交代。

让人没想到的是，全世界第一位“零号病人”却在去世32年后被平反了。2016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重磅论文，作者通过对当年保留下来的一批血样进行的基因分析，发现杜加并不是HIV病毒的源头，而是这个病毒的受害者，在他被感染之前，HIV病毒早就在美国流行了一段时间了。

研究结果还显示，艾滋病绝不是1980年才从美国加州开始暴发的，而是早在70年代初期就从加勒比地区传入了美国。传染方式也很可能不是通过不洁性交，而是通过被污染的血液制品，因为70年代时美国医院所使用的血液制品大部分都来自海地。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零号病人”是一个被误解的概念，传染病不一定非得从某个具体的人开始流行，病原体完全可以通过多个源头传给人类。不但如此，即使源头只有一个，要想发现它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很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如果研究机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地公布所谓“零号病人”，或者相关媒体不加约束地对“零号病人”胡乱猜测，不但有可能制造冤假错案，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公共卫生部门，妨碍对新型传染病的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