厝

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所有这些看似怪诞的波澜，动因都可指向“戒严时期”国民党政权独特的统治逻辑。在军事上偏安东南一隅的蒋氏父子，却将其统治合法性建筑在“反攻大陆”的虚妄前景以及自诩的“文化正统性”基础之上。从政治宣传到日常生活，战时动员状态深入到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自由思考与表达的空间则迭遭横逆。另一方面，体量狭小的台湾在冷战大势下又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俟其政治盟友美国在联合国席位以及“断交”问题上两度抛弃台北，蒋氏父子便只有重提“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高调，以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文化的控制来应对冲击。乡土文学论战的逆转以及1978年的种种风波，都是政治情势变化直接导致的映射。

当克里斯托弗和美国“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一行乘坐的汽车驶出松山机场大门时，由“青年救国团”和“总政战部”工作人员组织的上万名抗议民众包围了车队，向其投掷油漆、鸡蛋和石块。克里斯托弗的座车被逼停近半小时之久，前后挡风玻璃均被打破；副国务卿的眼镜被一记重拳击落，玻璃碎片划伤了面部。20多年后，台北圆山饭店的工作人员依然能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当天克氏送洗的西服前襟沾满了蛋液和番茄汁，“裆部尽湿”。而这一年民间传唱最广的歌曲，是政治大学学生侯德健有感于“断交”而创作的《龙的传人》。

然而随着“退联”、断交接踵而至，神话破灭的震惊很快发展为“亚细亚的孤儿”式的迷茫，继而彻底另起炉灶。

不可否认，尽管在内涵上不无歧异，但威权时代台湾的“中国文化本位”“外省人中心主义”以及“反攻大陆”的愿景之间，存在深刻的逻辑关联。由于仅视台湾为暂厝之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认可的“正统”文化的基调，始终是要在弹丸之岛孕育出“再造中华”的思想资源。

对蒋氏父子而言，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大部分来自关于“反攻大陆”的期许——“万年国大”和立法会不曾系统改选，“戒严时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原因全在大陆不曾“光复”；一旦“反攻”成功，局面自当为之一新。从这个角度说，“反攻”既是信仰也是神话，一旦破灭，心理崩溃势将不可避免。

乡土文学论战的逆转以及1978年的种种风波，都是政治情势变化直接导致的映射。

在风波升级之后，亲国民党的外省籍作家和台湾本土写作者相互攻讦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谁更热爱台湾”，本末完全倒置。回忆至此，王鼎钧不禁反问：“我完全相信大家都爱台湾，可是又有谁热爱文学？我觉得十分悲凉。”

当基于意识形态的党同伐异最终告一段落，诗人和作家们不必再以纸笔承载“反攻”“复兴”的宏业，尽可以回到他们由衷热爱的缪斯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