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起震荡的第一颗石子是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一起突如其来的火灾。事故发生在靠近南六环的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处聚居了400多人的集生产、仓储、居住于一身的“三合一”公寓里，造成其中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随即展开了针对隐患群租公寓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而且限定“紧急清退，限期五天”，逾期不退则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迫使很多打工者连夜寻找住处，或不得不举家离开北京。

清退之外，各种风貌治理也不断深入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比如为了“亮出天际线”，北京开始集中清理建筑物上的牌匾，甚至规定“3层以上只能安装一块牌匾标识”，以致有人无奈调侃：“没有了那块熟悉的招牌，迷路怎么办？”还有封堵“开墙打洞”，初衷是整治90年代遗留下来的“居改商”问题，但同时伴生着对一些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区活力的损伤。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此形容这一轮城市清退措施。“灰犀牛”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在2013年提出的，形容一种大概率的潜在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对于极其罕见、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的危机其实大多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常常被忽视，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那样——灰犀牛体形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时看似毫无威胁，而一旦它狂奔而来，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灰犀牛”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或者金融领域，而如今看来，社会领域尤其是城市领域的灰犀牛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中立的物理场所，而伴随着城市持续性的拆迁和改造，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的竞争，由此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当城市的粗放发展期过去，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更会触发新的空间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大城市中空间不平等的问题尤为突出，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也引发了旨在争取“空间正义”的都市社会运动的出现。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他同时提出了“市民权”的概念，即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以及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空间正义”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1967年曾经论述“中国盒子”问题，他指出社区层面的民主最容易实现，但这一层面享有权力的机会最少；越往上走，权力越大，但是民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在城市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治理都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力量较弱，公众参与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城市中正义价值的缺失和损害，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公问题，例如空间的剥夺与隔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资本化等等。

空间正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落脚城市”，或者说是城市里的“飞地”。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类飞地常常被视为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或者都市蔓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纳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在世界各大城市“块茎型”空间体系中，城中村、地下室、桥洞等灰色空间，并不存在于繁华的城市中心之外，而是直接内嵌在城市中心内部的死角中，也是城市秩序最为脆弱的标靶。对于这些“落脚城市”，是直接暴风骤雨般地“一刀切”，还是寻求多方参与和共生的精细化治理，是对一个追求精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城市政府的一大考验。

城市里“有序”都是好的、“无序”都是不好的吗？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的工作室就设在方家胡同里，他原本是被胡同生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吸引而迁入，近一年却目睹了封堵“开墙打洞”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以前他骑车穿过胡同时，可以碰上卖菜的、卖花的、剃头的、晒太阳的，现在那些熟悉的门脸都封上了，一切都干干净净的。“真干净啊！混乱的东西没了，有趣的东西也没了。”他提出，这些历史形成的“违章建筑”既然长期存在，就蕴含着合理性，能不能把问题变成答案——“向违章学习，向无序学习”？

某种意义上，在基于“落脚城市”的建设性实践中才能发现空间正义，并有可能实现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周子书这几年一直针对北京的地下空间进行社会创新实验，在其中创立了“地瓜社区”。最初引起他关注的是当时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1.7万个地下室空间里，他想要探索如何为这些城市新移民改善居住环境，以及通过社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获取发展机会。后来地下室不再允许居住，他转而探讨如何将它们变为公共空间，激发社会潜力，创建未来共享社区模式。他告诉我，基于景观猎奇意义上的地下室空间改造只是吸引人走进来的开端，更关键的其实是创造可持续的社区共享和空间消费。第一个“地瓜社区”位于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当他重新去看这一社区的居民时，发现每个居民背后都有不同的职业：有全国“三国杀”总冠军，有在戛纳拍电影得金奖的导演，有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舞蹈老师，还有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员……这些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居住在同一社区，就形成了高度重叠和混杂。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来激活社区。周子书描绘了一个在地瓜社区可见的具体场景：两个家庭在周末相约来到这里，爸爸们到健身空间健身，一个妈妈在阅读空间看书，另一个妈妈带着两家的孩子在游戏空间玩乐高，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网上预订了一个麦当劳套餐，然后花40块钱租了社区里的电影院，两家人在这个电影院里一起看了一部动画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的社区生活模式。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遍布全市各处的城中村和地下室中，他们被称为“蚁族”和“鼠族”，其实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建筑工人、快递员、厨师、保安、保姆等。“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的第一个台阶，那么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市的正义？封堵‘开墙打洞’，在恢复风貌和秩序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街道的活力？”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这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那么，这一收缩型空间策略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北京为什么要疏解？又将疏解什么、如何疏解？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他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