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胸鹀的20年：从家常小鸟到濒临灭绝

作为一名观鸟爱好者，陆建树说，他真的不能接受，一个自己曾目击过的物种，突然有一天被别人告诉，已经“灭绝”。12月23日下午2点，根据他的指点，我从天津西站地铁口往西，果然看到提着鸟笼的大爷陆续出现，再往前，密密匝匝的人群聚在西青道辅路上，把两车道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间或有车辆通过，只能扭拐着从人群里挤出来。人群一团一团杵在路上，绵延了超过300米，包裹在他们中间的，是沿街铺开的鸟贩子。

这里是天津最新最大的鸟类交易露水市场，每周六下午固定开市。清一色的中老年男人，笼着袖子，在评论笼子小鸟的叫声、羽毛，讨价还价，谈笑风生。小鸟大都被细棉线捆着翅膀或尾巴，撞笼、怕人、毛乱，在笼子里挤成一团，拼命往角落里缩。这样的鸟通常都是刚刚从野外捕回来的，还没喂熟。

问了一圈，没有黄胆，鸟贩子热情地推销，“黄巧（黄雀）也差不多，您看看这？”实际上，差得多了。黄胆就是禾花雀，学名黄胸鹀，2017年12月5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年一度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里，黄胸鹀的受胁程度刚刚从濒危升级成极危，离野外灭绝一步之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那天，动物保护圈子炸开了锅。人们愤怒的原因很简单：一是黄胸鹀的受胁等级上升太快了，2000年，这还是一种被认为“无危”的普通候鸟；二是黄胸鹀受胁等级上升的原因，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分析，“来自中国以供食品消费的非法捕捉是最大威胁”。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人们还有一个指向更加明确的尖锐概述：“黄胸鹀被广东人吃绝种了。”

比起“黄胆”这个在北方笼养鸟交易市场上的名字，黄胸鹀在珠三角地区的俗名禾花雀更加广为人知。作为一种典型候鸟，黄胸鹀可能是起源于澳洲和美洲新大陆的古鹀，穿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进化后扩展至欧洲的种群。在没有国界的飞鸟世界，黄胸鹀的分布范围曾经极其广泛，光繁殖面积就多达1570万平方公里，西至芬兰，穿过俄罗斯，东到太平洋沿岸，日本北海道，南抵中国黑龙江和内蒙古，横贯欧亚大陆，是中国领土面积的1.6倍。据估算，上世纪80年代，黄胸鹀在全世界的总数量超过1亿。

繁殖季过后，黄胸鹀会从繁殖地往南迁徙，穿过中国，到达东南亚越冬，次年春天原路返回。雏鸟期的黄胸鹀吃虫，在迁徙路上则吃高粱、水稻等各种谷物，尤其喜欢扬花后刚刚灌浆的青稻米，这是“禾花雀”一名的来源，也是黄胸鹀最早在中国引起注意的原因。1956年，中国开展“除四害”活动，一开始，麻雀因啄食谷物，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四害，与麻雀身形相似的黄胸鹀也被重点点名。1956年，一篇题为《麻雀与雀害》的文章称“鹀类在我国境内最形繁多的，莫过乎黄胸鹀”。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博士朱磊告诉本刊，在麻雀被“平反”之前的1960年前后数年间，是中国学术界对黄胸鹀研究最集中的时期，根据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即便除四害曾提倡捕捉雀鸟，但在其间和其后，黄胸鹀仍然数量极多。1958年夏秋和1959年夏，研究者者在武汉南湖地区统计到的迁徙黄胸鹀达数万只；1959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捕鸟网场，一张网一晚上就能捕到3000～4000只黄胸鹀。

到了80年代，1985年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马丁·威廉姆斯造访北戴河，并从1986年连续5年秋天在这里观察候鸟迁徙，在马丁编写的当地鸟类名录中，对黄胸鹀的数量估计是常见且大量。另外，黄胸鹀在中国还有诸多别名，比如京津一带的“黄胆”，内蒙古和东北的“黄肚囊”“黄肚皮”“黄豆瓣”“烙铁背”，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麦雀”“麦黄雀”“芦雀”，河北的“稻雀”、广西的 “秧谷鸟”，也有地方直接将其与麻雀混杂。这些迹象都表明，黄胸鹀在中国曾经非常常见且分布广泛，正因为如此，使得黄胸鹀曾经鲜少为人关注，直至今日，当我们采访时，依然找不到对黄胸鹀有专门且深入研究的学者。

坏消息是从其繁殖地芬兰、俄罗斯和日本陆续传来的。芬兰和俄罗斯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就对黄胸鹀有过持续的数量监测。俄罗斯的两个站点在1979年和1990年环志过黄胸鹀，就是捕捉后套上脚环放归，两个年份的环志数量分别是10460和1346，呈断崖式下降。日本北海道的黄胸鹀则是从1997年开始直线下降的，直至在部分区域完全消失。2004年，英国东方鸟类俱乐部通讯上的一篇短文首次指出，根据中国内地的新闻报道，黄胸鹀正面临巨大的捕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