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难离

1949年春，为了躲避内战的战火，金陵大学外文系大二学生余光中，不得不转学到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跟随家庭辗转香港避难。这样的逃难经历甚至路线，对21岁的余光中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寇之前，余光中便跟随母亲逃回常州外婆家，随后一路迂回到上海法租界，在那里渡过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在1939年夏天经香港、越南，历经艰辛，才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不同于还能在厦门大学插班就读，香港一年是在无学可上的苦闷中渡过的。1962年，刚刚在台湾获得年度“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的余光中，应《自由青年》杂志之邀撰文自述写诗经过，回忆起那段日子：“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的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她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来基隆的海船。那是1950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隔着十多年的时光，当初的赴台成了更多出于艺术考虑的某种抉择。只是，余光中没有想到1949年夏天于甲板上回望的那片大陆，从此犹在梦中，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而在梦的彼端，则是二十多年在华山夏水中度过的日子与点滴记忆。写诗，用余光中日后的话来说，如同叫魂与祷告。

但在20多岁离开大陆，而不是更年轻，对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2002年，74岁的诗翁余光中，在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序言中写道：“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显然，这块被他称为“后土”的大陆，已为日后的诗人打下最初的积淀。

在国民政府侨委会任职的父亲余超英，本身具有相当古文水平，一有机会便为余光中阅读讲解《东莱博议》《古文观止》中的道德文章。1939年，余光中在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就读，曾做过小学校长的远房舅舅孙有孚也逃难到附近，并带来大量藏书，这些线装本古籍很自然地为他打开古典文学的大门。初三之后，国文老师换了一位前清拔贡戴伯琼，在他的指点下，余光中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从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而早在上海法租界时，余光中便有幸接触到英文，在中学他又遇到出身金陵大学的英文老师孙良骥，高一便崭露头角，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到出生地南京。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其时内战的硝烟已经蔓延北方，在母亲的劝阻下，他最终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

刚读大学时，尽管班上已有几位同学在热烈地写着新诗，但余光中颇看不惯他们那种诗意淡漠的分行散文，他最初的兴趣还在五七言古诗之中。后来接触到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诗集《凤凰》还有新月派诗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又在一本批评文集《诗的艺术》中读到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歌，再加上对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原文阅读，余光中开始写作新诗了。多少有些幸运的是，在厦门大学的短短数月内，他竟在当地报纸副刊接连发表了六七首诗作。

这种幸运一度延续到渡海之后的台大时期。一次，同班同学蔡绍班擅自将余光中写作的一叠诗稿拿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余光中不久便收到梁的一封鼓励有加的回信，后者自此也成为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引路人。1952年，即将毕业的余光中出版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不出意外，梁实秋不但为他写了序言，还亲自撰写书评称“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尽管处女诗集没有带来幻想中的轰动，但已足以使余光中成为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据台湾诗歌史研究者刘正伟讲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空气紧张、文化寥落的台湾，能够出诗集的人很少，某种程度上，也正因此，比他年长十几岁、有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称的覃子豪、钟鼎文（另外一位为纪弦）后来才会亲自找上门来，拉他共组蓝星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