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读完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大家的代表作品之后，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伟大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大哲学家康德对卢梭可谓推崇备至，他甚至将卢梭比作人类精神领域的牛顿，为此，康德这样写道：“在前人只看到一片混乱和毫无联系之差异的地方，牛顿破天荒地觉察出秩序和守常是高度简捷地结合在一起。有了牛顿以后，彗星才沿着几何轨道运行。而在人类天性呈现的种种形式背后，则是卢梭第一次发现了被深深隐匿了的人类本质，和那深藏起来的、可以通过对它的观察来证明天意的法则。”（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22）

卢梭一改自然法学派（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洛克）关于“自然状态”的道德预设，认为自然法理论家们本末倒置，错误地将“社会状态”中人的道德状况强加给自然状态中的人：“他们各个都不厌其烦地在书中大谈什么人类的需要、贪心、压迫、欲望和骄傲，把人类只有在社会状态中才有的观念拿到自然状态中来讲：说他们讲的是野蛮人，但看他们笔下描绘出来的却是文明人。”（《论不平等》，46）在卢梭笔下，自然状态下的人朴素、刚健、率真，他们有自爱心，却没有社会状态中人们的虚荣心。在社会状态中，人们矫饰、文弱、腐化，充满难以满足的占有欲，自然状态下的平等和自由与社会状态下的不平等和奴役，自然状态下的良风美俗与社会状态下的颓风恶俗，野蛮人的朴实无华、天真淳厚与文明人的矫揉造作、伪善狡诈……构成了卢梭审视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基本视野，卢梭的下述广为人知的名句：诸如“人天生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社会契约论》，4）“凡是来自自然的东西，都是真的，只有我添加的东西才是假的，尽管我不是存心硬要把我的东西添加进去。”（《论不平等》，48）“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爱弥儿》，5）“古代的政治家永不休止地讲求风尚和德行；而我们的政治家却只讲求生意和金钱。”（《论科学与艺术》，43）……等等，诸如此类，被广为引用的卢梭式论断，折射的正是卢梭对整个现代文明危机系统诊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深入洞见及其所暗示的救治方案。

卢梭身处标举理性主义的启蒙时代，但他对启蒙思想所主张的进步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从文艺复兴以降，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学艺术的复兴，非但未促成社会的和谐、人类的幸福，反而造成更大规模的不幸：剥削奴役、奢侈腐化以及人心的偷惰涣散，风俗的颓坏：“由于人类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因此，我们愈是积累新的知识，我们便愈是失去获取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的手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我们对人进行研究，我们反而愈是找不到如何去认识人的门径。”（《论不平等》，34）

认识人自身，卢梭始终以古代的苏格拉底自况，镌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那则铭文，“认识你自己”，哲人苏格拉底将其奉为自己爱智之旅的最高使命，也是卢梭哲学人生躬行不辍的座右铭，日内瓦对于卢梭，正如雅典对于苏格拉底，两人对各自生活的国家乃至时代面临的危机，均可谓洞若观火。苏格拉底与卢梭，他们都是时代的“逆行者”，当然也就不会见容于当世。在苏格拉底和卢梭这两位古今哲人身上，作为公民的节制与作为哲人的超越，作为公民的平和稳健与作为哲人的特立独行，彼此纠缠，相互撕扯，在两位大哲身上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与从未离开过雅典的苏格拉底不同，卢梭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他既述且作，却因言致祸，横遭迫害，但他始终不改初衷，一以贯之，揭示真理，诊断时弊，寻找救世良方，即便见弃于当世，尤可期待于未来。卢梭既是哲人，又是立法家，普鲁塔克笔下那些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古代英雄，被卢梭奉为照亮自我生命旅程的“灯塔”，在《忏悔录》中，卢梭坦承，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地阅读普鲁塔克《名人传》，“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二、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使我两眼闪光，声高气壮。”（《忏悔录》，7）可以说，卢梭既是走出“洞穴”（城邦）的哲人，又是回返“洞穴”、立足城邦的立法家，在卢梭身上，哲人卢梭的超越与公民卢梭的节制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能够相得益彰，卢梭不仅立言、立德，而且立功，如果说《忏悔录》是一部旨在认识人自身的哲学思想著作，那么，《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爱弥儿》《社会契约论》《论波兰政体》《科西嘉宪制》《山中来信》，则可以称得上卢梭的立法实践著述，其中《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爱弥儿》三部主题彼此烘托，浑然一体，承载着哲学家卢梭是对文明社会世道人心内在危机的系统诊断，那么，《社会契约论》正是针对这一危机提出的立法原则，而《论波兰政体》《科西嘉宪制》《山中来信》，则是卢梭进一步将这种立法原则运用于特定民情风俗的具体实践。

卢梭《社会契约论》，目前的中译本较多，何兆武、李平沤、杨国政等先生的译本均可采用，我们这里采用商务印书馆李平沤先生的译本，同时参考杨国政先生的译本。

卢梭：“一位日内瓦公民”的生平与著述

1712年6曰28日，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生于日内瓦共和国，父亲钟表匠，出身平民家庭，母亲出身牧师家庭，家境殷实，受过良好教育，且才德出众。让-雅克出生八天后，母亲因产褥热离世。从五六岁开始，让-雅克就具备了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且嗜读如命，通宵达旦，相继读完母亲和外祖父的许多藏书，从历史、小说到名人传记，尤其是普鲁塔克的关于希腊罗马伟人们的传记作品，阿格西劳斯、阿里斯提德、布鲁图斯……等古代英雄们的倔强高傲、刚健果敢的品质，令这位少年不仅心领神会，而且心向往之，甚至油然而生一种效仿他们的冲动，对此，卢梭在晚年回忆录这样写道：“在我现今还偶尔阅读的少数几本书中，普鲁塔克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和受益最多的书。它是我童年时候阅读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晚年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可以说只有这位作者的书，我没有一次阅读是没有收获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IV）

1725年，十三岁的让-雅克在一家雕刻匠作坊当学徒，三年后即1728年离开，之后不久便邂逅了对卢梭之后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华伦夫人（Francoise-Louise de Warens，1699-1768），两人共同生活长达十二年之久。期间改宗天主教，学习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跟教堂音乐总监学习音乐。1742年，而立之年的卢梭提出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新记谱系统，并作为专题论文《关于新的音乐符号的设想》，在巴黎科学院宣读。1743年，卢梭应法国驻威尼斯大使之聘，担任使馆秘书，期间对威尼斯政府诸多弊病做过深入观察，成为后来《社会契约论》的重要写作素材。第二年返回巴黎，之后几年，相继创作芭蕾舞剧《风流的缪斯》、诗歌《茜尔雅的林荫道》、喜剧《冒失的婚约》，为狄德罗（1713-1784）主持的《百科全书》撰写有关音乐的词条。

1749年，卢梭在一次探视遭囚禁的好友狄德罗的路上，为消解旅途烦闷，随身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边走边看，不经意间发现其中刊登了第戎学院公告次年（1750年）有奖征文启事，题目是：“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敦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说自己“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整个人焕然一新，心中千百道灵感，如彗星划过夜空，走笔之处，思如泉涌，笔调气势磅礴，掷地有声。对于自己当时的心境和写作状态，卢梭后来这样回忆道：“我的情感也以最不可思议的速度激扬起来，提高到跟我的思想一致的地步。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而最足惊人的是这种狂热在我的心田里持续达四、五年之久，也许在任何别人的心里都不曾那样激烈过。我写这篇演讲，方式很奇特，后来我在别的著作里，也几乎一直用这种方式。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用在写作讲稿上面。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想，我的文章段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等到我对这段文章感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存到脑海里，直到能落笔写到纸上为止。”（《忏悔录》，434）

《论科学与艺术》正式署名“一位日内瓦公民”，而“日内瓦公民”从此也成为卢梭的代名词，论文标题落款引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在此，我是一个野蛮人，因为没有人能理解我”。论文最终获得第戎学院1750年征文奖桂冠，并于次年公开发表，文章一问世，便激起轩然大波，而之前籍籍无名的卢梭，如今在欧洲知识界可谓家喻户晓。当然，这也是卢梭本人遭遇迫害、笔仗不断的开始。1752年，卢梭创作的喜歌剧《乡村占卜师》，在国王路易十五的离宫枫丹白露上演。据卢梭自己回忆，虽然当天演员的表现欠佳，但音乐和演唱本身可谓炉火纯青，极具感染力，演出广受好评，卢梭因此被国王赐予一笔年金，但卢梭本人并未领取这笔年金，因为在他看来，一旦领取了年金，便意味着阿谀逢迎、噤若寒蝉，自己奉若神明的真理、自由和独立便会丧失，自己的生活准则将为此而牺牲。同年，法兰西剧院上演卢梭创作的另一部喜歌剧《纳尔西斯》。

1753年，《法兰西信使》杂志刊登第戎学院又一次有奖征文题目：“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起因何在；这个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卢梭认为其中第二问的提法不妥，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不可能服从哲学家们依据推理而形成的自然法，所以将自己的应征论文题目改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正式署名：“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题款引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二：“凡属于自然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在天性已经败坏的人的身上去寻找，而应当在行事合乎自然的人的身上去寻找。”论文延续了《论科学与艺术》一贯的写作风格和论旨，通过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自然的人与人为的人彼此对观，旨在揭示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恰恰在于启蒙思想家们所标榜的所谓进步主义。有关当时的写作状态，卢梭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灵魂被这些崇高的沉思默想激扬起来了，直升腾至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到我的同类正盲目地循着他们充满成见、谬误、不幸和罪恶的路途前进，我以他们不能听到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疾呼：‘你们哲学愚顽者啊，你们总是怪自然不好，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你们自身的呀！”（《忏悔录》，480）。次年即1755年，《论人与人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公开出版发行。

1758年，卢梭长篇书信体小说《于丽，或新爱洛漪丝》问世。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长篇教育小说《爱弥儿》相继付梓，两部著作很快遭到巴黎高等法院查禁，认为这两部书“胆大妄为，亵渎宗教并导人为恶，试图摧毁基督教和推翻各国政府”，巴黎警署将所有书店在售的《爱弥儿》通通没收，与此同时，巴黎索邦神学院发布文告，谴责《爱弥儿》，巴黎高等法院甚至签发“逮捕令”，缉拿卢梭。卢梭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涯，期间，巴黎大主教发表“训谕”、罗马教皇颁发敕令，谴责《爱弥儿》。流亡期间，卢梭发表《山中来信》，公开为两书辩护，并对日内瓦的政教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此举更是激起了当权者的激烈反弹，1765年，《山中来信》分别在海牙和巴黎被当众销毁，卢梭本人也遭到流亡所在地居民的袭击，迫使他流离失所，东躲西藏，最终于1766年辗转流亡至英国，也正是在流亡英国期间，卢梭开始撰写《忏悔录》。1770年，在孔代亲王的疏通下，巴黎高等法院默许卢梭回到巴黎，条件是不得“乱写文章”。也正是在同一年，卢梭完成《忏悔录》。1771年，完成《论波兰政体》，同时靠抄写乐谱勉强糊口。临终前两年，卢梭撰写《忏悔录》补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直至去世，未能最终完成。重病期间，时年仅20岁的法国青年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758-1794）曾慕名来访。

1778年7月2日，卢梭与世长辞，于7月4日安葬在埃默农维尔湖中心的白杨岛上。1783年，《卢梭全集》在日内瓦出版。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卢梭被革命者们奉为精神领袖，《社会契约论》成为革命者人手一册的“红宝书”。1794年10月，法国国民公会决议，将卢梭遗骸从白杨岛墓地启出，另造新棺，灵柩在大批人群的簇拥下移至先贤祠（Panthéon）。生前的卢梭因言获罪，倍受迫害，死后却被极殊荣。法国国民公会议员们前导牌上写着“《社会契约论》是立法者的指路明灯”，祖国日内瓦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好的，有关卢梭的生平与著述，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卢梭关于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野蛮人与文明人的讨论。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1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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