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词与物》还标志着福柯的哲学方法的转变，也即从前期的考古学向后期的谱系学的变化。虽然很多学者都强调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连贯性，但至少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足够明显的：考古学展布在一个平面之上，它揭示的是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谱系学则探入到深层，它展现的是动态的发生运动。在《词与物》之后出版的更为清晰凝练的《知识考古学》之中，福柯对考古学方法进行了系统概述。但就《词与物》本身而言，绝对可算是考古学方法的最为酣畅淋漓、登峰造极的运用。

下面就让我们用最为简洁的方式跟随福柯大致经历一下西方思想在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化。记得早年读书的时候，一位才华横溢的教授曾将全书的主导线索概括为三阶段的转化：词就是物，词表象物，物就是词。虽说细节处或许不甚严谨，但即便在今天看来，我仍然觉得不失为一个理解全书的恰当入口。

首先，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可概括为“词就是物”。听上去跟我们今天的常识恰恰相悖。一说到词，我们肯定会认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是用来表达、传递意义。即便不是一定将它们放到精神观念的领域，但至少也跟桌子，椅子，树木，刮风下雨这些具体的“物”不一样吧。但将词归结为物，甚至在词与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关联的普遍秩序，这恰恰是文艺复兴知识型的最重要特征。福柯将这个知识型的特征概括为“相似性”，它又根据程度、距离、范围等等之不同体现为四个基本的方式：“适合”是空间上的临近，“仿效”是镜像式的呼应，“类比”是链条性的关系，而“交感”则是万物之间的终极的彼此关联。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存在之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万物虽然林林总总，千差万别，但最终都可以被纳入到一个彼此关联的等级或链条的秩序之中。就此而言，词也是万物之中的一种，是世界网络中的一环，它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地位，也不可能从万物之中分离出来。所以，那个年代，是魔法和咒语盛行的年代，因为你说出一个词，就像是一阵风、一股流那般施放出一种实在的、真实的力量。

20世纪语言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叫做“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突出的恰恰就是词语的这种“做”的效力。所以在文艺复兴知识型中，词在世界之中的地位可以用一个相当美好的说法来概括，那正是“物的书写”。词与物是混杂在一起的，但词与一般的事物、物体又有所不同，它可以被视作万物表面之上所呈现出来的形象、留存下来的印记，它显示出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的关系，又为辨析、澄清、探索错综复杂的相似性网络提供了种种可以依据的线索。

但以《堂吉诃德》这个故事为过场，西方的知识型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常人的眼中，堂吉诃德之所以疯狂，正是因为他没办法区分真实的世界和书中的虚构。显然，他还生活在文艺复兴的年代，把词和物混同在一起；但他没有看清楚，时代的精神已然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今，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血缘已经彻底被斩断，词也就从万物之中彻底分离出来，形成为一个抽象的、独立而封闭的符号系统。由此也就进入到“表象”知识型的阶段。

表象，一方面说的是词对物的表象；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词对自身的表象。这是因为，要想把词与物彻底分开，首先要强调词是符号，而物是实在，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之前的那种相似性的亲密纽带。但仅仅这样显然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将语言的系统自身形成为一个封闭的、但又可以无限拓展的抽象符号系统，这样就能够使语言既独立于世界，但同时又能够涵盖整个世界、为后者提供一种普遍的秩序。用今天的话来说，语言就是“自我相关”、“自我指涉”的系统，能够决定一个词语的意义、能够规定语法和种种系统规则的，唯有语言自身。从根本上说来，语言所言说、所指涉、所描绘的，唯有自身而已。并不能说，词与物从此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领域，一个是符号，一个是现实；而恰恰应该说，如今所有的一切都是语言，用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话来说，“我的语言的边界正是我的世界的边界”。

由此也就鲜明出现了“人”的位置。在文艺复兴时期，人当然也很重要，但作为大宇宙的微观镜像，它最终仍然是万物链条中的一环，并不具有优先和核心的地位。但到了古典时代，普遍拓展的语言体系、无限延伸的分类秩序，最终都明确指向了“人”这个潜在的中心。说它是潜在的，因为它其实并不像近代哲学所阐释的那般具有明确的本质与界定，而是种种复杂力量的交织的场域，它虽然由此呈现出含混多样的面貌（作为言说者，有机体，劳动力），但作为一个空的枢纽，它仍然足以维系古典知识型这部庞大机器的顺利运转。你现在可能明白了，福柯为何要将《宫娥》这幅画放在书的起始处，花费了那么多笔墨来进行细致阐释。这正是提醒我们，重要的并非是“可见之物”，而是令可见之物得以可见的背后一整套错综复杂的机制：目光、空间、光线，等等。同样，对人的理解，也不能仅局限在它的各种可见的形态和面貌，而必须把它当作是潜在于古典知识型内部的隐形支点。

大家可能都熟悉笛卡尔的那个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看上去它说的是人的思想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将二者之间真正连贯在一起的恰恰是词与物的分离所最终形成的表象体系。

 对古典知识型的论述占据了全书的大半部分篇幅，但说实话确实显得冗长而拖沓了。而且，虽然福柯在最后的两个章节中竭力想要揭示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转化，但就今天的现实状况而言，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一种极端的质疑：20世纪哲学真的已经超越了古典知识型了吗？今天无所不在的机器语言、人工代码不是恰恰将语言符号的独立性和抽象性推向了一个几乎难以逾越的极限？“万物皆比特”，没错，但这句话听上去一点儿都不像是新时代的号角，而恰恰是将古典知识型带向强度的峰值。当福柯在书的最后想在马拉美、尼采、阿尔托这样的书写者那里重新找寻语言自身的存在根基之时，他真的给我们提示了一条超越“万物皆词”这个终极命运的可行途径了吗？对此，我们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

或许，真正的答案，已然隐含在《词与物》那星丛闪烁的细节之处。

最后，回应一下福柯的那句名言吧：人或许注定是将被抹去的面孔，但这种抹除的力量或许不再源自人类历史和种群的内部，而恰恰是源自技术的媒介和机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