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老舍 | 穷人、旗人、“写家”

作者：139*****428

2020-05-02·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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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老舍 | 穷人、旗人、“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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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

穷人是老舍的身份。老舍的前半生深深烙着一个“穷”字。

1899年2月3日，老舍出生在一个穷旗兵的家里。刚出生时，母亲就昏死过去，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那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也是狗年。姑母给他起了个外号“小狗尾巴”。他的父亲姓舒叫舒永寿，因临近春节，便给小儿子起了个名字叫舒庆春。

老舍后来说：“我的父亲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负有保卫皇城的重任，每月才不过3两银子，里面还每每掺着两小块假的。”大清入关200多年，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已是国运颓废，下层旗兵多已沦为赤贫之家。老舍就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中，他上面还有3个姐姐、1个哥哥，母亲生他时已经41岁，父亲的钱粮只够勉强生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35年盛夏，老舍先生在北京一处荷花池边小憩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他父亲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是舅舅家的二哥回来报的信。舅舅家的二哥也是旗兵，他败下阵来，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水喝，正巧遇见了老舍的父亲。攻打正阳门的八国联军的烧夷弹把老舍父亲身上的火药打燃，全身被烧肿，他自己爬到这个粮店等死。二哥见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说话，遍身焦黑，只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后来父亲的衣冠冢中埋葬的就是这双袜子，这时老舍不足两岁。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写道：“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的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父亲死后，养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她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微薄的收入。生活的艰苦，老舍耳濡目染。他后来在小说里写到洗袜子的情节：“那些臭袜子，硬牛皮似的，都是买卖地的伙计们送来的。妈妈洗完这些牛皮就吃不下去饭。……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给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她瘦，被臭袜子熏得常不吃饭。”

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到了三伏天，夜里下雨，全家只能在屋里坐到天亮，害怕被坍塌的房子埋起来。冬天则八面透风，白天连水都会冻在缸里。至于吃，一天通常只有两顿饭。老舍后来在《勤俭持家》一文中提道：“像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辛苦一年，才勉强吃上一顿饺子。老舍没有玩具，只有撕棉花玩。小说《牛天赐传》中，少年牛天赐的玩具也是棉花。

老舍的一家，祖辈都是文盲，到他这一辈，哥哥姐姐也从没念过书。一个很偶然机会，他受善人刘寿绵的资助上了私塾和小学，随后又考上了中学和北京师范学校。嫂子卖了两个结婚时的箱子才凑齐了10元钱的入学保证金。6年后，不满19岁的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

▲老舍在北京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家——“丹柿小院”

在中国近代作家群体中，老舍是少有的穷人出身，且生活在他周围并与之来往的，也多是在贫困中挣扎的毫无希望的下层百姓。对贫穷的刺痛感，是他体验世界的起点，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老舍说：“在精神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

旗人

旗人，是老舍的第二个身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作为满族的旗人也成了和统治者一起被驱逐的对象。底层的满族人，受到了冲击。老舍在新中国曾经说过：“辛亥革命呢，又有点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话剧《茶馆》中也有“旗人也是中国人”的话，说出了普通旗人心里的委屈。他们爱国，他们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却在清王朝覆灭后承受着委屈。

辛亥革命断了旗人的生计，京城里大部分满人跌入贫民阶层，一部分当车夫、茶坊、裁缝、木匠、巡警。更可怜的，便是始终没有找到职业的一群，他们四处流浪，敲着小鼓收废品、沿街捡破烂、行乞、摆茶摊儿，还有一部分沦为妓女。就像话剧《茶馆》中松二爷的叹息：“想起来啊，大清国未必好。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在小说《小型的复活》中老舍这样描述自己：“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安全感。

1949年前，老舍没有公开过自己的满族身份。30年代中期，在自传体小说《小人物自述》中给父亲的身份是“在外做生意”，“死在了外乡”；40年代在回忆文章《我的母亲》中依然只是如此简略，“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中学时代的老舍，内心忧郁而孤独，是个悲观主义者。

舒乙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茶馆》中有一句台词说：“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

“写家”

老舍的第三个身份是“写家”。

老舍19岁成为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3年后被提升为北郊劝学员。他做事认真，往往吃亏，但也不后悔。

1922年，老舍辞去了劝学员职位，不久后，他在西单附近缸瓦市基督教会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由此他结识缸瓦市伦敦会成员、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易文思，为了学好英文，常常去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来经易文思介绍，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

▲1926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6-1928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在伦敦，急于掌握英语的老舍，开始大量阅读英国小说，把它当作外语学习的捷径。看得多了，便想自己也提笔试试身手。故乡风物，陈年旧事，就像一幅幅图画涌上心头。他想，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

于是他便提起笔，在异国开始写作。

老舍写作的师傅，就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第一部《老张的哲学》，便是仿照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玩票儿”的成分更大。然后是《赵子曰》。这两部小说都是他在国内当教师和教育官员时的所见所闻。随后，他又怀着对“国民性”的思考与忧虑，写下了《二马》。老舍最初的文学尝试都取得了较大影响，张爱玲就曾说，她是看着《二马》长大的。

1930年，当老舍回国的时候，已经是著名作家了。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小说。他为上课而编写《文学概论讲义》，大胆的反对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说：“为文的要件是由内心表达自己，不是为什么道为什么理做宣传。”针对二三十年代以政治为目的的革命文艺思潮，老舍更加大胆回应，不管宣传什么主义，文学都不应该伺候它。

这时候的老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自由写作者。

他对当时泛滥于文坛的许多粗糙生硬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都很抵触。他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比如，几个捡煤核的孩子，捡着捡着煤核儿，便忽然喊起：“我们必须革命”，他不愿也这么写。他反对把革命青年写得十全十美，一举一动全为革命，为革命来，为革命去，像一座雕像那样。好是好了，怎奈天下没有这么完美的人。不管是革命文学，还是文学革命，核心是文艺，而不是革命。

上世纪30年代，老舍最大的苦恼是没有时间去写。就像“祥子”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老舍也固执地想当一名自由作家，但却不得不考虑养家的薪水。

为了决定是否辞职，他还专门跑到中国出版业的重镇——上海去考察一番。当时老舍为十几个刊物写小说，他的《小人物自述》就发表在天津的《方舟》月刊上。那是一本由生产“抵羊牌”毛线公司办的妇女生活杂志，主要内容是教授如何织毛衣、如何育儿。

上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市场”，把几乎所有中国作家都变成了小说连载的“专栏作家”。他在抗战前的小说中，除了《离婚》外，都是先在文学刊物上连载，然后再出单行本，这样一部书至少可以卖两次钱。为了应付众多约稿，他不得不把长篇小说的创意拆散，写成短篇小说，由批发改为零售。

在热闹的30年代文坛，思潮与文学争论此起彼伏。老舍却置身事外，只做个旁观者。左右两大文坛领袖对他的作品尤其是“幽默”风格都评价不高，老舍也不在意，只是写了一篇《幽默的危险》聊作回应。

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已经声势浩大，北平的自由主义“京派”文人圈子又成一派。老舍却不属于任何一边。他是独立抑或孤立的，无党无门无派，既没有他巴结的对象，也没有谁表示要与他同气相求。相对而言，他更喜欢和出版家做朋友。良友公司著名出版人赵家璧，就是老舍往来30多年的好友。抗战结束后，他俩还合股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拥有自己的出版社，是老舍的理想之一，他甚至还安排自己的几个侄子去印刷厂当学徒。

▲老舍与夫人胡絜青的结婚照（摄于1931年）

似乎是故意表明姿态，老舍始终坚称自己是“写家”，而刻意与“作家”称谓划清界限。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多高，而认为自己与粮店的账房先生是同等的“写家”，是个靠手艺谋生的人。

抗战爆发前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根植于他的穷人出身——“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

穷有穷的好处，反倒使他更加独立。老舍疏离于主流文坛，不愿与谁为伍。这种精神状态，他后来称之为“独立不倚”。解放后，老舍悼念好友罗常培先生时说“独立不倚”的精神——“使我们不至于利欲熏心、去蹚浑水。”

国家与个人

1936年暑假前，山东大学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开始了学生运动。老舍借此机会，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次，他“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门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从1936年7月算起，老舍的自由作家只维持了短短13个月。就在这段时间，他写出了《骆驼祥子》和《我这一辈子》两大代表作。到了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日军炮舰集结胶州湾，老舍不得不放弃自己刚刚营造起来的专心写作的事业，折回济南，又在齐鲁大学做了3个月的文学教授。到了11月，济南也待不下去了。因害怕被捉去做汉奸，他便拎了一只皮箱，告别了妻子儿女，开始了流亡生活。

当民族生存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个人的悲喜就变得无足轻重，所谓闲适、幽默、自我，甚至忧郁、痛苦、焦虑，转瞬间一并解体。就像鲁迅在1936年所写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

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这在民众的眼里即属天经地义，在具备救国济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更是理所当然。老舍当然也不例外。在抗战初期的武汉，他对臧克家说：“国难当头，抗战第一，我们不能老把个人和家庭挂在心上啊！”

他觉得，个人主义的想法太可耻了。1937年7月前，老舍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此后，他成为了千千万万救亡者中的一员。他从一个自由撰稿人，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实际负责人，向来只在文坛“边缘”弄笔的老舍，从此汇入喧闹人流，变成文坛上呼朋唤友的大忙人。

被改变的，还有写作。战争爆发后，他就停止了《病夫》和《小人物自述》两部长篇的写作和连载，全身心投入抗战文艺创作。老舍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他从来是单纯的小说家，连诗都极少写。而今，抗战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就写大鼓书词。

1938年，夏衍执笔发出了题为《抗战以来的文艺展望》的“檄文”，艺术要为救亡服务，宣称仍坚持艺术至上者，在大众眼中要被判为汉奸。老舍、郭沫若等19名作家在这篇文章上签了名。

老舍的爱国精神经过抗战洗礼，升华为国家至上的思想，他的话剧《桃李春风》中，辛永年对儿子说：“在作战期间，一个军人应当什么也不爱，而只爱他的国家。”《四世同堂》在写到祁瑞全时说：“他是为国家做事的，他现在不应当再有父母兄弟与朋友，而只有国家。”

这些话也是老舍对自己说的。在抗战时期，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与艺术追求。他表示，即使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一点也不后悔。”

和那个时代很多作家一样，老舍暂时放弃了他艺术至上的追求。以笔为刀，一直写到了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