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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音频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往期采访录音，学者陆键东讲述了陈寅恪的“天下观”。）

《三联生活周刊》、三联中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键东，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文化巨匠、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这是一个有热度、有温暖感的历史人物，他距离今天不是太遥远，今天的人尚能感受到他的气息与痕迹，总有一种摸得着、看得见的亲切感。

下面我来谈谈陈寅恪先生的“天下观”。

在两三千年中，中国最好的文化人才，最好的读书人，首选的兴趣是研究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学，历来汇集了最优秀的学者。20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样汇集了中国学术界最有天赋的学人。

陈先生身为历史学家，他的“天下观”超越了一个文化学者的范畴，而见出一个卓尔不凡的政治家、哲学家的视野。

可以这样讲，陈先生的视野，放在20世纪历史学家群体中，无出其右者，“天下”这个概念远在上古时代就出现了，而且很明确，含有包含天地万物，宇宙广远的意义在。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千古不朽，常读常新，是因为他们的视野含有天地万物，是为“天下”而发，足以超越古今时空。

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天下观”的学者、文豪，他们的文字正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就依上古、中古、近古的轨迹，试举三个典型的例子，以证明之。

秦、汉时代第一个最值得说的就是司马迁以及他的《史记》。司马迁第一次在一部史学巨著中将“天下观”的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上古时期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中古时期同样有一个值得说的例子，他是唐代大文豪，也是历史学家，他就是韩愈。这是陈先生非常心仪的一个人物，唐代的文豪多如天上的星辰，其中，韩愈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韩愈文章之道中的“天下观”意识，令韩愈的文字永远具有魅力，唐宋以后，世人是用“韩潮苏海”来形容的。对于陈寅恪先生来讲，韩愈这位古人与自己最有精神共鸣的一件事，就是“韩碑事件”。

1953年，陈寅恪以“韩碑事件”为诱发点，他将自己写于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比作永难磨去的“韩碑”。《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以两百多字，一光王国维先生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陈先生在文中断定王国维之沉“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到今天九十多年过去，此前大部分贬斥王国维的文字或销或沉，唯有陈寅恪的碑铭历久弥新。

最后，举一个近古时期的例子，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

明清易代，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其中有一句话是广为人知的，这句话为“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具“天下观”的学者，他的《日知录》也是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史学著作，顾炎武笔下“国”与“天下”之分辨，丝毫没有“诸侯国与王朝的关系”这一层意思，可以这样讲，顾炎武眼中的“天下”，只能是超越国家之上的人类文明法则。

在顾炎武去世后的200多年后，现代历史学家之中，陈寅恪先生无疑是最具“天下观”视野的出类拔萃者。正是这一点，使他七八十年来高居于学术界众生之上。尽管一直有人说他是老古董、遗老遗少，甚至有人说他不会写文章，行文笨拙，但都无法抹掉这样的事实：只要进入陈寅恪著述的世界，会教人为之感怀、思绪绵长。

下面就以陈先生一部著作，我们做一个剖析。

1953年，63岁的陈寅恪，在万般心事的情形下，以难以压抑的衷情，撰写了日后成为经典名作的一篇长文《论再生缘》。陈寅恪成功地以“互相影照”的写作手法，逼真地还原了孟丽君的历史以及陈端生的历史，达到了戏里戏外、历史与现实、艺术人物与作家真实情感互为阐释的高度，故此《论再生缘》虽是一部属于“乾嘉学派”式的考证著作，但丝毫不掩饰这部历史著作强大的人文感染力量，憾人心弦的阅读冲击力。

在论述中，我们可以读到史家陈寅恪出类拔萃的史心——才学、通识、博大；我们还可以读到陈寅恪的人心——善良、悲悯、感同身受的广阔情怀。这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性光辉，可以想象，这样的著作将会打动任何时代的读者。这就是体现在著述中的“天下观”。

最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大智慧，这是大人性。如果没有豁达的胸怀与高远的视野，如何能写出如此令人一读三叹、久久难平的传世文章。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作者，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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