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艺术史》第24课。

大家肯定都知道，欧洲历史中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其实在西方的历史学家中，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宋朝也是一次“文艺复兴”。从公元十世纪开始的两三百年间，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等，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几乎在各个领域都形成了楷模式的典范。伴随着文艺的大发展的，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新趋势。从宋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文官政治的时代。这意味着，“文”治替代了“武”功，“文”艺替代了“武”艺，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看看宋元时期的统治阶级与艺术之间的特殊姻缘。

北宋帝王的政治与绘画

大家也许听说过“艺术皇帝”这个说法。比如，五代南唐的李后主，尤其是北宋倒数二个皇帝宋徽宗。身为皇帝，他们却特别的文艺，甚至被后世认为因为沉迷于艺术而亡国。我们先不管亡国是不是因为沉迷艺术的缘故，一个关键问题是，皇帝们为什么那么钟爱艺术呢？

我们知道，宋徽宗自己就是个杰出的画家，别人也为他画了不少肖像。宋代是第一个完整保留了历代帝王画像的朝代。在此之后的元朝、明朝、清朝，也都继承了这个特点，保留了完整的帝王肖像。从画像上看，北宋的头几位皇帝，宋太祖和宋真宗，长得黑而壮，微胖，还有点英武之气。然后就开始变得白净，清秀，甚至帅气。据说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有一次专门来观赏皇宫收藏的宋代帝王像，他说，看宋代帝王的白净长相，就像宫里面的太医一样。到了南宋时代，皇帝们身体普遍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此，画像上也是相貌略显怪异。

▲宋太祖画像

▲宋真宗画像

我们来仔细看看宋徽宗的肖像吧。这是一位略有胡子的年轻人，圆脸，有漂亮的双眼皮，挺直的鼻梁。虽然没有他的哥哥宋哲宗那么棱角分明，但也是小鲜肉一枚，很难想象他后来被女真人俘虏到了遥远的漠北去。就是这位宋徽宗，成了宋代甚至是中国历史中对艺术做出了最大贡献的皇帝。

▲宋徽宗画像

虽然宋微宗的肖像看起来文绉绉的，好像也没有特别，但我们在看的时候却会感受到一种震撼，让我们产生顶礼膜拜之感。如果你产生了这种感觉，那就对了。这些画像是用于祭祀的，就是让人跪倒膜拜，产生追念之情的。帝王不再以那种神性的威慑力而存在，而是以纪念物的形式存在。一个个永不磨灭的逼真的影像形成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只不过这个家族是宋代所有家族中最有权势的一个。

写实和逼真，去除了神性，产生了纪念性。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比如说，画像其实是属于祭祀礼仪的一部分，为了祭祀会建立一套宏大的制度，甚至还包括建造用于祭祀的宫殿。这就是制度创新这一政治理念的体现。另外，写实的画像也体现出亲民的色彩。比如，宋代为皇帝画像的画家，也接受普通人的订件，想想看，画过御容的画家在为自家画像，这会是多么不同的体验呀。

宋代的皇帝们充分意识到绘画的写实和逼真会产生强烈的“纪念性”，他们为此大力倡导艺术的“视觉记录”的功能。我们现在有纪录片，有纪实摄影，在那时，承载这项功能的是绘画。和帝王画像同样藏在台北故宫的《景德四图》，就堪称是宋真宗的纪录片，描绘了他统治期间的四个政治场景。第一个是接见契丹的使者。第二个是到北寨的军营中巡视，慰问军队，并观看射箭等军事表演。第三个是巡查汴河的防洪工程。第四是考察皇家图书馆太清楼，阅览国家的大型丛书。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熟悉？不过有一点和我们今天不同，四个场景中，全都没有画出皇帝本人，他总是被巧妙的隐藏起来。和画像不同，这里表现的不是作为家族成员的皇帝，要突出的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政治美德。

▲宋《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局部）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帝王称为“天子”，他的政治美德不是由普通人，而是要由上天来做出评判并给予奖赏的，上天的奖赏往往是通过一些奇异的事情来体现。这就要讲到另一种“视觉记录”——有关祥瑞的绘画。

对于祥瑞，大家一定不陌生。出门见到喜鹊，就是老百姓层面的祥瑞，但这个只能叫作“好兆头”。真正的“祥瑞”只能是由皇帝召唤出来的。理论上来说，祥瑞越多，就表明皇帝的统治越好。经过汉代的“天人感应”学说之后，祥瑞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了。宋代皇帝在这里有什么创新呢？他们充分发挥了绘画艺术的写实性和记录功能，从而创造出数量极其庞大的活生生的“祥瑞”。对祥瑞的着迷，莫过于宋徽宗。他让宫廷画家不断的画祥瑞，据说最后竟然达到上千册，算起来就是一万五千种祥瑞，几乎是一部祥瑞百科全书，你能想象得到的，里面都有，什么名花名草、珍禽异兽，神异动物，应有尽有。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好几件宋徽宗时期的祥瑞图，甚至传说是他亲笔所画。包括北京故宫的《祥龙石图》、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波士顿美术馆的《五色鹦鹉图》，北京故宫还有一幅《芙蓉锦鸡图》。这些作品，共享着一个特点，就是画得特别的细致真实，比如五色鹦鹉美丽的羽毛，祥龙石充满质感的蜿蜒的表面，都是祥瑞所在。这其中最特别，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幅，是《瑞鹤图》。画的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个事件。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日的晚上，当徽宗皇帝出现在皇宫的正门，和首都各界群众共庆元宵的时候，突然升起一片五色祥云，继而飞来一群仙鹤，在宫殿上面盘旋起舞。至于这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很难判断，至少这是宋徽宗想用图像作为佐证来告诉我们的。

▲《瑞鹤图》

《瑞鹤图》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宋徽宗在《瑞鹤图》上落款，说这是自己亲笔所画。美术史中曾经为此争论不休，想搞清楚到底是亲笔画还是代笔画。其实，“祥瑞图”是需要众多人的参与才能完成的。就像一部电影，虽然写着某某导演作品，但电影工业中卷入其中的人何其之多。一个时代的趣味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而体现出整个宫廷的风尚。

南宋宫廷的休闲生活和诗意空间

宋代艺术，尤其是南宋艺术中，表现皇家休闲生活，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北宋的绘画中，这样的例子还不多，也许1124年宫廷画家李唐画的《万壑松风图》算是一例。画的可能就是宋徽宗建造的皇家园林“艮岳”中的景色。画中满是老松，山间白云浮动，宛如仙境，却没有人。到了南宋，宫廷绘画中大量出现皇家园林或花园的景色，展现了宫廷人物在其中的优雅生活，不过也很少直接画出具体的主人公。比如，马远的《华灯侍宴图》，表现元宵节的夜晚，皇帝和皇后邀请几位亲近的大臣一同聚会，观赏歌舞，赏玩梅花，当然帝后也都隐藏在建筑物里。

▲马远《华灯侍宴图》（局部）

很多画里，就像李唐《万壑松风图》一样没有人，比如马远的儿子马麟画的《芳春雨霁》，表现春天的雨后，花园里开始绽放的杏花。

▲李唐《万壑松风图》

▲马麟《芳春雨霁》

马麟所画，由宋理宗赏赐给15岁的公主的《夕阳秋色图》，只画了傍晚夕阳晚霞映照下的水面，四只燕子在点水。

▲马麟《夕阳秋色图》

当然有的时候也确实会画出人物，像马麟《秉烛夜游》，画的是春天的夜晚，宫中海棠盛开，宫殿中一位尊贵的人正在沉思。他应该就是皇帝了，不过并不是对宋理宗的写实的表现。

▲马麟《秉烛夜游》

另一幅《静听松风图》是大画，画的是打扮成隐士的宋理宗，斜倚在一株古松上，正侧耳倾听山风吹拂松树的声音。当然，宫廷人物，还可以在八月中秋观看钱塘江的大潮，也可以化身为各种高人隐士，在夜晚坐在山崖边望月，或者在江边观看浮动在远山间的白云。

▲马麟《静听松风图》

南宋宫廷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表现宫廷休闲生活的绘画，其实也不是单纯的享乐，并非“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政治态度，那就是把皇宫和宫廷生活营造成一个诗意化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刻意与外部的政治空间保持距离，以一种展现宫廷隐私的姿态，表现出宫廷的美德。

后宫是宫廷隐私的焦点。南宋的后妃们自然就成为了宫廷艺术的重要推手。宫廷休闲题材中的诗意，本身就具有女性的特质。女性的趣味在南宋宫廷绘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马远为杨妹子，也就是宋宁宗杨皇后画的《水图》，用长江、黄河、洞庭湖等江河湖海中水的十二种不同形态，展现出一种迷人的阴柔之美。

▲马远《水图》（局部）

更不用说马麟为杨皇后画的《层叠冰绡图》，画中两株名贵的绿萼梅，正是皇后美丽的外表、高洁的内心的艺术展现。皇后们也不忘继续发挥贤内助的传统政治功能。

▲马麟《层叠冰绡图》

《女史箴图》这类绘画中体现出的对于宫廷女性的约束，在南宋时代，被发展成为《女孝经图》中女性主宰的世界。画中出现了好几位身着华丽的皇后礼服的女性，要么正在对皇帝阐述自己的政治建议，要么静静的在园林中沉思默想。这样的皇后与这样的帝王，是井然有序的国家所必不可少的。

▲《女史箴图》（局部）

▲《女孝经图》（局部）

元代宫廷艺术和民族身份

宋朝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时代。与宋朝并存或曾经并存的，有辽、西夏、金、大理，甚至是元朝也与宋朝有过几十年的并存期。这些我们常说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实无论疆土还是政治影响力，比宋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宋朝以文化影响力而成为中心，但这些非汉族政权却也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

除了大理，辽、金、西夏、蒙古，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创建的政权。他们天然的与辽阔的中亚和西亚的游牧民族有密切的往来。所以，他们就会在宋朝成熟的文化和中西亚的游牧民族文化之间取舍，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从部落联盟的首领“大汗”，再过渡到皇帝，是一种制度的转变。果不其然，宋朝帝王画像的传统也影响了辽、金和蒙古。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是元朝的帝后肖像。比较特别，都是半身胸像。逼真写实的程度更胜于宋代帝后像。成吉思汗的红脸膛、忽必烈的小眼睛，历历在目。蒙古人的特征表现得恰到好处。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皇后们的肖像，一个个头顶“姑姑冠”，像一个长筒靴倒扣在头上，看起来有些滑稽，但确是最具特点的蒙古贵族女性服饰。一字眉、大脸盘、两腮的高原红，无不显示出民族身分。

如果我们仔细看元代帝后像，还会发现几个特点。几位戴华贵毡帽的皇帝，帽顶部分是用黄金和宝石镶嵌的，比如元文宗像，帽顶的黄金座子上镶嵌一块硕大的红宝石或者水晶，旁边还有小的蓝宝石。他还戴着镶金的珍珠耳环和一条宝石项链。

▲元文宗画像

他们可不是在炫富，而是在展现一个国际大帝国的形象。黄金和宝石，历来都是草原民族文化中的重要贸易品。蒙古人建立的庞大的帝国从东亚一直伸展到西亚。小小的宝石就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奢侈品。再看皇后们的衣服，可以看到衣襟上有黄色的图案，其实，这是在表现一种特殊的织金锦，就是用金线织出华丽的图案。蒙古语中称为“纳失失”。

游牧民族以马上打猎最为擅长。汉人画家刘贯道的《元世祖出猎图》，描绘的就是忽必烈和皇后，在侍从的陪伴下打猎的景象。他们打的可不是远山的骆驼队，那可是为皇帝运送补给的。画中一位张弓搭箭的侍卫，暗示出打猎对象是天空的大雁或天鹅。但是这并不是画面中民族身分的唯一表现。画中骑马的皇帝夫妇，身着华丽的衣袍，除了可以隐约看到衣袍的“纳失失”，更可以看到忽必烈身披一件白裘皮和黑貂皮混合的大氅，这正是草原文化炫耀身分的典型服装。当然，如果眼尖，也可以发现画中一位侍卫的马背上蹲坐着一头猎豹。可能来自西亚，也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当然，游牧文化的特殊身份，并非只在元朝才体现得如此清晰。契丹的皇帝早就在努力了。之前我们讲到《景德四图》中有宋朝皇帝接见契丹使节的场面。有一次，辽代的皇帝就让使者赠送了一幅《千角鹿图》给北宋皇帝。对于见惯了小巧梅花鹿的汉人而言，长着巨大犄角的鹿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幸运的是，台北故宫藏有两幅罕见的辽代绘画，一幅是《丹枫呦鹿图》，一幅是《秋林群鹿图》，可能出自契丹画家之手。

▲《丹枫呦鹿图》

▲《秋林群鹿图》

画面中，漫山遍野的秋天的树林中，出现了鹿群，就是这种鹿角巨大的麋鹿。这种体型高大的麋鹿，是辽代疆域的草原上才有的品种，也是契丹人打猎的对象。这两幅秋景图画，有可能是表现四季狩猎的组画的一部分。契丹人有“四季捺钵”的风俗，“捺钵”是契丹语，意思是临时的营地。“四季捺钵”就是说契丹的君主四季随着草原水草的变迁，去不同地方打猎不同的动物，最重要的猎物之一，就是麋鹿。“四季捺钵”这个风俗，后来就演变成契丹人的基本政治制度，国君或者说可汗，通过四季狩猎的场合，召集各个部落首领商议国事。麋鹿在这里不只是鹿了，和宋徽宗的瑞鹤一样，这种动物也在艺术中超越了自然属性，而成为了文化身份的象征物。

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要离开皇帝和贵族的艺术世界中的宏大主题，去往一个充满个人性的地方。我们下次课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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