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元洪·一听就懂的音乐剧》专栏的用户们，你们好！原定于本周五（5月15号）更新的“俄国板块”入门篇，将改为下周二（5月19号）连续上线两期，希望大家谅解。

今天（5月15号）将为大家带来加餐文章《巴黎圣母院：从文学经典到音乐剧经典》。

距离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末场已过去97天，《大教堂时代》的歌声似乎仍在耳边回荡。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末场大合影

2019年6月30日，剧艺堂「对谈Shall We Talk」邀请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以及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费元洪，从文学与音乐剧两个角度带我们一同走进这部经典之作。

对谈嘉宾

费元洪，资深剧场节目策划、音乐剧制作人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浪漫主义作家——雨果

费元洪：《巴黎圣母院》这样一部小说，以及雨果这样一位作家，在法国文学当中的位置是怎样的？法国文学在欧洲文学中的位置又是怎样的？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王宏图：《巴黎圣母院》是文革以后在中国最早放映的外国影片之一，当然电影里没有像音乐剧中那么动听的音乐，但是巴黎圣母院中世纪的塔楼，爱斯美拉达吉普赛人的歌舞，长得奇丑无比的卡西莫多，以及副主教弗罗洛这样一种形象还是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即使我没有看过这部小说，我还是会有很深的印象，因为美丑的对比太强烈了。

这部作品是雨果早年的代表作之一。雨果在1802年出生，1885年去世，活了整整83岁。83岁放在现在大概是上海人的平均期望寿命，但在19世纪等于是现在的百岁高寿了，完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雨果1885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葬礼大概是法国19世纪最隆重的葬礼，据说有150万-200万人为他送葬。

雨果的作品创作年代横贯几乎整个19世纪，他又是个全才——他在诗歌、戏剧、小说各个方面都很有建树。比如《巴黎圣母院》是1831年出版的，是他早期的小说代表作。过了30年，1862年他又推出了五卷本的《悲惨世界》。他的浪漫主义色彩非常强烈。

他的诗歌创作也是从年轻时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晚年。他的诗歌创作量极其巨大，虽然他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可能不如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但波德莱尔仅有一本诗集《恶之花》和一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而雨果的诗集整整有几十卷。雨果是法语诗歌史上最大的诗人，他诗歌的涵盖面之广是其他人无法比肩的。

维克多·雨果

说到雨果的浪漫主义，我们先聊一下浪漫主义。我不知道大家对浪漫主义粗浅的印象是什么。浪漫主义这个词欧洲语言里是romantique，roman在罗曼语系中最初就是“小说”的意思，懂法语或者拉丁语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它是“新奇、古怪的东西”。到了18世纪以后，它就逐步演变为指称一种创新，一种和原有思维习惯、制度、框架、伦理规范相冲突的东西。

浪漫主义在1760-1830年的70年间是一个高潮期，席卷了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有几个特性，首先，它对人类精神所生出的一种特殊的心态非常看重。18世纪后期以前是理性主义的年代，崇尚理性和规范，浪漫主义则是崇尚主体自发的冲动、独特的个人感受，以及人在与世俗的规范、信条、习俗束缚产生冲突时产生的高峰体验，像男女之间的浪漫之爱也是一种主观情态的集中体现。

第二，浪漫主义是人把自己受压抑所产生的一种热情、理想和愿望投向外部，宣泄自己的内心感受，寄托自己的超越性和价值的追求，所以浪漫主义追求的精神支点和平庸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浪漫主义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期望值越高，失落感也会越强。

尽管在1830年浪漫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年代，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和艺术的独创性。现在谈到文学或者艺术创作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是“独创”（original）。有人说这种独创性像条疯狗，要把艺术家逼疯了，有时候甚至阻断了创新。但大家回想一下，在浪漫主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在浪漫主义以前，特别像中国的绘画书法和诗歌创作，你会觉得模仿古代的大家是很正常的，比如书法学习欧体、颜体。你并不将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而是将自己视为整个文明链条中的一环，你觉得融化在传统中是很心安理得的。因为在前浪漫主义时代，人们对个体意识、个人情致、内在感情的价值肯定远远没有达到我们今天的程度，所以大家还是尊崇那种群体的、传统的价值观。但到了浪漫主义时代就不一样了，这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雨果生活的年代是法国浪漫主义兴起和蓬勃发展的年代。如果对法国文学有所了解的话，可能会觉得法国文学一直是很前卫的，特别像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二战前后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新小说派等等，但你看了文学史就会发现，法国文学并不是在每个时期都在最前卫。

在浪漫主义阶段，和英国、德国比起来，法国是后来者。浪漫主义最早产生的地方是德国，后来英国紧随而上，但在1830年浪漫主义已经快结束了，法国才达到高潮。为什么呢？这和法国文学的传统有关系，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太强大了。大家对17世纪法国文学有所了解的话会知道，法国17世纪有三大古典主义戏剧家：两大悲剧作家高乃依和拉辛，一大喜剧作家莫里哀。莫里哀塑造的《吝啬鬼》和《伪君子》在世界各国舞台上还经常上演。

因为传统太强大，到了18世纪甚至19世纪，拥护古典主义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粉丝”或者拥趸者——就特别多。1830年雨果一举成名是因为什么事件呢？因为雨果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戏剧《艾那尼》1830年在巴黎上演，所在的剧场就变成了一个浪漫主义拥护者和古典主义拥护者的对峙场面，立场不同的人在剧场中互相谩骂，整个剧场乱做一锅粥。最后浪漫主义赢得了胜利，雨果也借此在法国文坛赢得了大名。

后来，雨果在成功的刺激下，第二年就写出了《巴黎圣母院》。

王宏图：《巴黎圣母院》也是一部非常鲜明的浪漫主义作品，它的背景是中世纪的巴黎，是一部有历史背景的小说，但是《巴黎圣母院》和我们现在习惯理解上的历史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书中是有真实的人物的，比如路易十一国王以及他身边的廷臣，但是像爱斯美拉达、卡西莫多、弗罗洛副主教等等都是他虚构的人物。这部作品主要不是靠文献考证写出来的，而这实际上是欧洲文学中历史小说题材在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创新。

这一创新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苏格兰的作家司各特。大家如果有机会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旅游的话，在主要的街道王子大街上就可以看到司各特的雕像，苏格兰人把他看成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司各特起初也是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在英国浪漫主义兴起时，涌现了拜伦、雪莱等诗人，司各特觉得自己没法和他们竞争，就改写小说了。

他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大家都知道前两年苏格兰尽管和英格兰合并了300年，还想搞独立——司各特选取了苏格兰历史上的事件写了长篇小说。他命名为历史小说是因为书的背景是苏格兰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里面的大人物也是有真实原型的，但书中几个主要人物都是虚构的。这和我们中国的当代历史小说《李自成》《曾国藩》《张之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这些书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实有其人的。如果把雨果这本小说看作是历史小说的话，那就是司各特风格的历史小说。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在雨果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特别鲜明的点是美丑之间的对照。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中，真正美丑明暗的强烈对比相对较少。比如你看到一个绝世美人，一个了不得的帅哥，一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因为大部分人处于平均线上下，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差。但浪漫主义就是以对照为核心，认为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

在《巴黎圣母院》中这种对照原则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说爱斯美拉达是个很美的少女，卡西莫多在外型上长得奇丑无比；人物的心灵和外在也有鲜明的对照，卡西莫多尽管外在很丑陋，但他的心灵很美，在音乐剧中卡西莫多的唱段也是非常优美的。

还有爱斯美拉达爱的小队长菲比斯外表很帅，但心灵是冷酷无情的。爱斯美拉达如此爱慕他，他却置之不顾，一点也没表现出真正的情意。弗罗洛长得并不算丑，但他内心非常黑暗，为了占有爱斯美拉达不惜下毒手。

这样的美丑对比表现得非常鲜明，当大家在看电影、戏剧、音乐剧等可视性媒介时，对比会更加鲜明。

中法之间的文化共鸣

费元洪：王老师讲得特别好，我对这块没什么研究，但是雨果和上海的音乐剧有莫大的关联，因为在02年第一部引进的音乐剧《悲惨世界》之后，第二年就是《巴黎圣母院》的法文版，可以说雨果老先生的两部作品打开了上海的音乐剧大门。这算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吧，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共鸣的必然，因为到现在为止，雨果的这两部作品在我们上海音乐剧迷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而且共鸣非常强。

我觉得法国的作品和我们中国人的心性很相似，刚刚在和王教授聊的时候，他说大学者辜鸿铭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在欧洲各国当中，和法国人是最靠近的。

我也接触了很多法国人，我发现和法国人谈事儿是最好谈的。我们如果谈德奥的作品，合同大概有这么厚，但法国音乐剧的合同差不多可以少掉2/3。他们不会那么细致，经常是我们把一个合同发过去，对方直接签好字就发回来了，也不会和你再交涉，特别爽快，或者说粗线条，和我们有点像。

这点也反映在艺术的表达中。法国音乐剧的艺术表达不是属于在叙事上非常精致化的那种，在音乐剧呈现时非常“大而化之”，比较写意。所以中国人特别容易被这种大线条、大色块、抽象的东西给打动，这种艺术基因和我们挺契合的。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到世界各地，混得最好的大概就是旅法艺术家，这是有数据支撑的，比如音乐家有陈其钢，画家有赵无极，建筑师贝聿铭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也是作为一个华人去建造法国人心目中最高级的艺术殿堂。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王宏图：文学上还有程抱一，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他1930出生，现在快90岁了，1950年左右移居法国，写了不少小说，里面充满了中国文化的意蕴，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还被选为40个法兰西院士之一，被评为“不朽者”。在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华人作家得到过居住国那么高的荣誉。

费元洪：确实法国人对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偏见，不说多厚爱，但至少是没有什么偏见的。回到音乐剧的话题，《巴黎圣母院》在叙事上其实修剪得非常厉害，大量小说中的故事细节都被抹掉了，《悲惨世界》也一样。当然你可以说《悲惨世界》更难一点，因为这是一部史诗级作品，跨度非常长，我们又不能像《尼伯龙根的指环》一样演四个晚上，必须得在两个半小时内把故事讲完，所以它做了大量的删减。

但中国人很能够理解这样一种叙事，因为它当中的很多留白，很多歌与歌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逻辑不清的关系，大家能够自己脑补。其实你要细细去看，好多地方逻辑不清，交待不明，它就过去了，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大家都是脑补出来的。它不像德奥戏和百老汇的戏，每一个细节都讲得特别清楚。法国戏讲的都是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东西，让你不必去计较它叙事的不完整和逻辑的不清晰，可以跟随它的节奏来欣赏。这点说起来也挺浪漫的，因为浪漫的东西就是你不用去太较真。你要较真了，很多事情就不浪漫了。

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巴黎圣母院》，但我们很难理解这部剧在其他国家都吃不开。本来制作人是想把这部剧放在伦敦西区演，结果2000年时一上演就恶评如潮。英国剧评家的笔是非常狠的，而且观众还特别认，剧评家真的能影响一部戏的生死。当一部异国的音乐剧在伦敦演出时，一旦报纸上的评论很糟糕，观众立刻就不买票了。也许观众其实能看进去，但他会因为你的一篇文章而不买票，这在美国百老汇也一样。

按照英美的book musical（叙事音乐剧）的传统去看，他们会觉得这是什么布景？那么抽象，就一堵墙；这是什么衣着打扮？叙事逻辑也不清晰。英美人看了会特别受不了，但是法国人在中国找到了知音。

我觉得法国人特别不容易，在欧洲这么大的一个版图上，当周围的邻国发生着各种不一样的艺术实践时，能够很坚定地走自己的艺术风格，也不跟风。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浪漫主义潮流，从德国到英国，最后才是法国。他无所谓，就是按着自己的节奏在走。再比如绘画，印象派的绘画横空出世。音乐方面像印象派德彪西、拉威尔的音乐，和德奥英美的音乐也是不一样的风格。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王宏图：我记得去年四月份初春的夜晚看了一部法语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觉得那部音乐剧就是把莎士比亚完全法国化了。虽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本身的内容和四大悲剧比起来要轻松得多，但还是有那种命运的悲哀。但你看了法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确感到有种很high的感觉，看完以后一路走回去连脚步也变得轻快了，好像还踩着它的节奏。

费元洪：不敢相信看了一部悲剧是吧（笑）。

王宏图：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讲《巴黎圣母院》，它实际上是一部融合了很多哥特式小说元素的作品。

说到哥特式，大家可能知道欧洲的哥特式教堂，是那种尖顶的、高高的塔楼，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四方形教堂不一样，和古典式的也不一样，有那种崎峭、峻拔的感觉。

哥特式小说最早产生在英国，1764年有一位英国小说家沃普尔写了一部叫《奥特兰托堡》的小说。哥特式小说是一种怎样的类型呢？一般来说它是以古堡、修道院为背景，情节都是很惊悚的，比如说谋杀、遇害等等，而且都有关男女之间的情欲或者财产争夺的，渲染了神秘恐怖的气氛，具有怪诞紧张的情节。

为了让大家对《巴黎圣母院》哥特式小说的氛围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再稍微详细介绍一下。1796年，当时英国的一位作家刘易斯写了一部小说叫《修道士》。

电影《修道士》

《修道士》是一部很经典的哥特式小说，它把那种超自然和恐怖、情欲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故事的背景是16世纪马德里的修道院，主角是一位修道院长，和《巴黎圣母院》的弗罗洛副主教有点像，他叫安布罗斯，年轻、英俊、学识渊博。但是他有个身世之谜，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大家有种种的猜测，有人觉得他是弃婴，有人认为他出身名门，到修道院来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

一位名门闺秀马蒂尔德钟情于他，为了达到接近安布罗斯的目的，她女扮男装，还把财产都捐出来，化名罗萨里奥进入修道院。随后她鼓足勇气向他表达爱意，安布罗斯大吃一惊，斥责她并打算赶走她，马蒂尔德绝望之下希望安布罗斯从灌木丛中摘一朵玫瑰送她远行。正当安布罗斯去摘玫瑰的时候，他被毒蛇咬伤了。这件事情不得了，医生诊断他最多活三天，马蒂尔德哀求说三天以后她再离开，随后用嘴把伤口中的毒液吸了出来，安布罗斯的生命转危为安。

安布罗斯经历了一个人性复苏的过程，两个人坠入爱河。安布罗斯忘记了自己作为修道院长的职责，他的人性是复苏了，但是他作为神职人员的职业伦理破碎了。为了避人耳目，两个人在墓地洞穴共渡爱河。如果小说仅仅写到这里，还不算惊悚，无非就是说明人性战胜了宗教戒律，惊恐的事情还在后面。

电影《修道士》

安布罗斯的人性一旦打开后一发不可收拾，他也时时后悔，遭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因为抵挡不住情欲的诱惑，又无力自拔。时间长了他对马蒂尔德也有点厌烦了，正好此时又有一位女性安东尼亚来修道院忏悔，安布罗斯马上看中了她，想要勾引她，就到她家里去，潜入安东尼亚的卧室欲行施暴，结果被她的母亲发现，发誓要揭露他。安布罗斯把女孩的母亲杀死了，借助魔术制造女孩死亡的假象，把她拖进墓穴中。安布罗斯在墓穴中强暴了女孩，被人发现后还把女孩杀死了。

安布罗斯犯下罪孽后受到宗教法庭审讯，他为了重获自由，不惜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告诉了他真相，其实被他杀死的女孩母亲就是他的亲生母亲，被他奸污杀害的安东尼亚是他的妹妹。他的罪孽连魔鬼也无法宽恕，魔鬼把他送到悬崖边从高空抛下，他还没有完全死去，六天之内被昆虫和老鹰啄食，死去时尸体又被河水卷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哥特式小说的恐怖、乱伦、身世不明、修道院、情欲等各种元素都具备。修道院长安布罗斯一方面很虔诚可敬，但同时又虚荣自负，一旦摆脱了神职人员的道德约束就兽欲十足。从这个人物身上大家很容易会联想到《巴黎圣母院》的弗罗洛副主教，实际上很多文学研究家都认为弗罗洛的人物塑造受到了《修道士》直接的影响。

电影《修道士》

《巴黎圣母院》也具备哥特式小说的元素。比如说故事发生在巴黎圣母院这样一座中世纪幽暗的教堂，还有像卡西莫多劫法场这样紧张的情节，再比如弗罗洛副主教最后被推下高塔，这些情欲、争斗等元素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尽管和《修道士》比起来，《巴黎圣母院》不是一部典型的哥特式小说，但哥特式元素还是有很多。

哥特式小说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也有新的发展。因为在18世纪工业社会来临之前，哥特式小说经常发生在阁楼和城堡中。到了19世纪，如果再一味地写阁楼和修道院，大家就会觉得有点落伍了。19世纪时，譬如狄更斯和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也吸取了哥特式小说的元素，但他们又不局限在原来的模式中。

他们把背景拓展到整个欧洲工业化以后的城市，例如街道上、贫民窟，还有各种犯罪活动，而在《巴黎圣母院》中也有吉普赛人的部落。可能在音乐剧和电影中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在小说中这点是花了很多篇幅去描写的。吉普赛部落是一个很神秘、古怪的部落，诗人格兰古瓦误闯进去被判了死刑，爱斯美拉达为了救他和他结婚，所以这是一部富有19世纪哥特式小说特征的作品。

王宏图：这里我要再提另外一部作品，和雨果同时代，但问世晚大约十多年。1842-1843年，有一位法国作家叫欧仁·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这部小说现在可能看的人不多了，但当时风靡一时，上到国王路易·菲利普，下到一般民众都如痴如醉，有人甚至建议让国王给作者封一个爵位。

《巴黎的秘密》写的巴黎社会中除了卢浮宫、凡尔赛宫这些标志性建筑之外，还有后巷小街中隐藏的贫民窟和不为人知的黑社会。书中的男主人公鲁道夫是德意志一个公国的大公，他和一位苏格兰姑娘萨拉生了一个女儿。因为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他险些把父亲杀死。后来这件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他从萨拉的信中得知，萨拉并不真爱他，只不过想和他结婚当公爵夫人。一怒之下他感到很悔恨，他就出国旅行，一门心思惩恶扬善。回国后他和门当户对的普鲁士贵族女子结了婚，他本来的情人萨拉也和一位伯爵结了婚。萨拉把他们两人的女儿托给一位公证人抚养。

过了几年，鲁道夫和萨拉各自的配偶都去世了，这在当时很正常，因为一次感冒都可能要了你的命。此后鲁道夫到巴黎行善，一次偶然之下从“刺客”手里救起一位16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已经沦落为娼妓了，但其实这就是他的亲生女儿玛丽花，然而鲁道夫并不知道。鲁道夫对玛丽花动了恻隐之心，把她带到教堂，让教士感化她。在感化之下，玛丽花逐步对自己过去的堕落生活感到很羞耻，想要赎罪。而萨拉则想要和鲁道夫恢复关系，还是抱着当公爵夫人的美梦不放。她也不知道玛丽花是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托付女儿的公证人告诉她女儿已经死了，所以说这个公证人也是个恶人。

1980年法国电视剧《巴黎的秘密》

萨拉觉得玛丽花是她成为公爵夫人的障碍，想要铲除她，还找了两个坏蛋，结果没有成功。经过种种事变，鲁道夫最终和女儿相认。玛丽花拒绝了亲王的求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进入修道院抑郁而亡，鲁道夫经过很多曲折后和门当户对的女子克莱门斯结婚了。

大致的故事是这样，但小说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最动人的并不是主人公的经历，而是那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步发展时巴黎下层社会普遍贫困化的描写，还体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这个作者很有趣，他写的是具有哥特式元素的作品，比如父女相认的情节——在《巴黎圣母院》中也有类似的情节，爱斯美拉达小时候是被人偷走的，后来母亲和她相认后爱斯美拉达被拉向断头台，母亲自己也被侩子手杀死了，这种情节都是哥特式小说中常有的。

但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欧仁·苏觉得自己不单单写的是传奇性小说，他是有政治理想的，他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前驱之一。所以在他去世前，他和别人说的并不是“请记住我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说的是：“请记住，我是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而死去的。”他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在巴黎下层社会寻找女儿、帮助女儿的曲折经历，把下层社会的贫困展示出来。他鄙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想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至于这个美好的社会能不能实现，当然他也不是很清楚。他觉得他是为人类的自由而战斗，他对这点很自豪，他首先把自己看作一个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作家。

这就和我们已故的作家巴金差不多。巴金虽然写了那么多作品，像《家》《春》《秋》脍炙人口，但他觉得自己的第一要务不是要做作家。他早年信奉无政府主义，我们今天可以指出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巴金早期从无政府主义中汲取了很多积极的因素，为人类摆脱奴役、争取自由而战，这一点巴金和欧仁·苏有很多相似之处。

费元洪：我就谈点个人的感想吧。其实像在《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中，雨果笔下的人物都是挺简单鲜明的，一个人的人生状态非常从一而终，但其实现在的人因为各种信息汇聚，每个人都挺复杂的，活得还挺纠结的。“纠结”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各种思想无法调和。

我相信无论冉阿让也好，爱斯美拉达也好，卡西莫多也好，可能每个人的状态很辛苦，但精神上并不太纠结，除了弗罗洛有点纠结。弗罗洛为什么纠结呢？因为他在人性和神性的层面产生了纠结，这背后有个很深的宗教性在里面，因为宗教主导了价值观的发展。

我们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在没有宗教底子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理解人物动机的，我们可能还做不到感同身受。我想《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写成话剧也许就没那么多人来看了，但是写成音乐剧有那么多粉丝，所以我不得不说，可能正是因为音乐成为了一个载体来传递感动。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在叙事上确实是很独特的，因为法国的音乐剧基本上都是在体育馆演的，不像英美在剧院里进行。法国的剧院还是延续着贵族化、精英化的倾向，没有完成一个剧场戏剧的大众化转型，而百老汇在100年前就完成了这个转型，非常大众导向。

体育馆的硬件条件决定了它的戏剧呈现没法做到非常细致，所以它的呈现都是大线条的，有点像古希腊的露天戏剧，必须把戏剧的张力和表现变得很简单，但是又非常大，才能让观众切入，而让你感动就是靠音乐。你去看法国音乐剧的歌词都特别诗意，特别浪漫，也没有太大的叙事性，就像诗歌一样，所以我们对法语音乐剧的翻译是最看重的， 一定要押韵，朗朗上口，才会给人很好的感觉。

有一点好处是法国音乐剧节奏比较慢，所以字幕不用切得很快（笑）。这种写意的大线条和中国人的审美有很大的契合，其实我们的戏曲也有很多形而上的表达，不会在剧情的理解上产生太多纠结的问题。一般在古代看一部戏，开场有一个说书人会把故事都将给你听，讲完以后你再去看这部戏。所以你不是来看剧情的，而是来看演员怎么把你知道的故事演绎好，而乐趣恰恰就在这一点。这和悬疑故事就很不一样了，悬疑剧里上帝只是作者，观众是被玩弄的，阿加莎的戏经常是到最后你才知道凶手是谁，往往最不像凶手的人就是凶手，最后还给你来个反转。但是中国不是这个传统，都是提前知道故事，看你怎么呈现。

像《梁祝》十八相送，大家都知道这俩人是一男一女，但一个不断在暗示，一个“不接翎子”，观众就是要看这个乐趣，看你怎么把我知道的故事呈现好。我觉得音乐剧《巴黎圣母院》就有这点优势，它不是让你来看故事情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它就是用音乐来感动你，让你感受形式之美。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所以法国的戏基本挑选的都是名著或者大家知道的故事，观众没有故事情节的障碍。如果法国要做《Dear Evan Hansen》或者《汉密尔顿》，大家肯定会很抓瞎，因为法国人叙事的速度和抒情的表达根本没办法去讲一个复杂的故事，做不到。

法国音乐剧把歌和舞是分开的，《巴黎圣母院》最明显，演员不需要唱、演、跳都得会。在吕克·贝松的电影里曾经有一个七人团，这个七人团后来就被《巴黎圣母院》借去了，在舞台上像蜘蛛人一样攀爬，表达的就是一种气氛。剧里还有一首歌叫《心撕裂》，唱的时候追光打的是现代舞的舞蹈，这种呈现你给其他国家看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但中国人就知道，这些舞蹈是在表达内心挣扎纠结的状态。

它的麦克风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头麦，而是挂在嘴边的，每个人都能看到，相当于是“出戏”了，告诉你“我就是个演员”，有点像演唱会的状态，但它其实也在拉近观众和演员的距离。在“出戏”和“入戏”中呈现，也是法国音乐剧的特点吧。

圆形人物副主教“弗罗洛”

王宏图：你刚才说到雨果笔下的人物，的确和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比起来是比较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弗罗洛副主教相对来说还比较立体。我刚才讲到哥特式小说时提到弗罗洛明显受到了《修道士》安布罗斯的影响，在音乐剧里我记得有几段弗罗洛向爱斯美拉达表达爱意的唱段，尽管可能不是非常high，但也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在书中有很多关于弗罗洛的内心描写，两次弗罗洛与爱斯美拉达相遇的对话中，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弗罗洛对爱斯美拉达的倾诉，可以从中看出弗罗洛作为一个人的悲剧。他的所作所为是难以原谅的，但他作为一个人又是很可悲的。在音乐剧中我记得他有一句反复吟唱的歌词：身为神父，却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他对爱斯美拉达说“我爱你”，爱斯美拉达吃了一惊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爱”，弗罗洛说“这是永劫的爱”，英文是condemned，就是被上帝诅咒的爱，是不应该发生的爱。

其实他本来也是个很聪明的人，年轻时进修神学，成为牧师。作为年轻人他有自己的生理冲动，但他成功地把它们转移了。可是现在的成功不能保证以后也成功，有一天他看到爱斯美拉达在跳舞，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书中说道：她一个人在那儿跳舞，一个漂亮的姑娘。她的眼睛黑暗明亮，她的头发里有几根被阳光照着，就像金丝一样……我惊异地沉醉着、魅惑着。我凝神望着你，就望到你惊恐地战栗起来。我感到命运的手把我抓住了。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这是致命的一击，爱斯美拉达对弗罗洛来说就是个致命的女人。有一个法语词叫la femme fatale，就是可以产生致命诱惑把你一生都毁了的女人。他以前所有的修行，所有抵抗肉欲的自制力在一夜间彻底崩解。大家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性，如果爱斯美拉达也爱他，那可能完全就是另外一部戏了，但爱斯美拉达爱着的是菲比斯。

所以弗罗洛的爱里首先有种神职人员的羞耻，是一种出于神父的伦理而羞愧难言的那种爱；其次，这是一种不被接受的、单恋的爱；第三，这是一种嫉妒的爱，他觉得这个姑娘不爱他，可能有种种原因，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你现在爱着菲比斯，所以不爱我。

这几种因素交织起来使他心潮澎湃，把一个人完整的心路历程都展现出来了。这可以说是雨果浪漫主义文学的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因为他展现了一个高级神职人员的人性复苏，而他的人性又遭到扭曲，最后走上毁灭的道路。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但大家觉得这是雨果的独创吗？大家如果熟悉欧洲文学的话，就知道实际上并不奇怪。我觉得雨果可能是受到了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影响。在座的各位可能对《麦克白》都有印象，《麦克白》也是取材于中古时期苏格兰的历史。主人公麦克白是一个勇敢善战的贵族将领，在征战过程中，国王邓肯很信任他，请他到国王的城堡中做客。麦克白在路上碰到几个女巫，预言他的子孙会成为苏格兰的国王，这几个女巫实际上是麦克白野心的外化。他抵抗不住这种诱惑，就告诉了妻子。

麦克白夫人比她的丈夫更强悍，麦克白在杀死国王前还有点犹豫不决，他的妻子就鼓动他不要犹豫，当即动手把国王杀了，栽赃给其他人。麦克白登上了王位，然而在麦克白遇到女巫时，还和他的同伴班柯在一起，知道秘密的班柯成为了他的眼中钉，麦克白就罗织罪名把他也杀了，班柯的儿子则逃了出去。

当你沾上了第一滴血，想要维护你的统治，你就要不断地杀人。最后大家都忍受不了这样一位暴君，揭竿而起。但麦克白还对自己抱有盲目的乐观，女巫告诉他说：女人自然分娩生下的人是无法杀死他的。但他最后还是被麦克德夫杀死了，因为麦克德夫是早产的，不是自然分娩的，所以女巫的预言还是得到了印证。

话剧《麦克白》

莎士比亚这部作品和《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是有点区别的。前面几个悲剧的主人公总体基调还是以善为主，尽管有种种缺点，比如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沉思过多，导致他失去了复仇最好的时机；李尔王的颟顸骄横，看不清自己的实际处境，以为自己放弃了权力还能够拥有国王的尊荣；奥赛罗的嫉妒成性使他迷惑。

麦克白则是受到野心的诱惑而犯错。麦克白这个悲剧主人公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不太一样，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当然悲剧主人公还是要有一点正面品质的。如果完全是百分百的负面形象，也很难成为一个悲剧。所以麦克白其实本性善良，但他经不住野心和权力的诱惑，不断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越陷越深，最后走向了毁灭，

那么，我们回到《巴黎圣母院》的弗罗洛副主教。他从本性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坏的人，知识也很渊博。作品进行到三分之一时，国王还打扮成一个学生和他进行讨论。他只不过是在遇见爱斯美拉达后，作为神职人员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才陷入这样一种深渊。而且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后，他的欲望不能满足，必须不断地加码，最后一步步走向毁灭。

他开始出于慈悲心领养了卡西莫多，最后卡西莫多也觉得他实在太恶了，把他从圣母院的楼顶上推下去。所以弗罗洛是有内心相对完整轨迹的人物，他从一个比较正常的人，一步步走向作恶的深渊。麦克白是受了野心的诱惑，他则是受了情欲的怂恿，一发而不可收。

我觉得弗罗洛副主教是雨果塑造的比较丰满的人物，可能电影和戏剧不像小说有那么长的篇幅，我数了数，在书中他的独白起码有20页，一般戏剧不可能容得下那么多篇幅。大家可以从这个人物身上玩味很多东西，看到我们人性的奥秘和我们人性软弱的地方，不要把他看作一个完全的恶人。很多过去的分析都认为这个人物代表了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当然也不是全无道理，但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来说，他也是教会制度本身的牺牲品。

费元洪：我觉得音乐剧对这个人物也是有同情的。弗罗洛有些歌光听音乐，你就能体会出一种正面的感觉。这个时代有时也不怕所谓的恶，怕的是伪善，是虚假，而这些人物都呈现出了一种很直接的状态，让大家觉得他还是有可同情的一面，这也是戏剧比较有味道的地方。

其实像《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都是属于有悲剧气质的，因为主人公都死去了。但是法国人有个特点，就是能把悲剧的结尾升华到很高的状态，让你感觉不出它的悲，这也是中国人很喜欢的一种表达。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我们做过一部音乐剧叫《西区故事》，是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故事取材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把两个对立群体放在了纽约的两个帮派，一个是本土帮派，一个是移民帮派。在两个帮派的斗争过程中，男女主人公相爱了，但为了阻止两个帮派的斗争，反而造成了死亡。第一幕结局时就有两个主要角色死掉了，第二幕结束时男主角死了，女主角生不如死，特别悲。百老汇把它处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结局是两个帮派把男主角TONY的尸体抬了起来，走掉了，没有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两个家族和好——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心中的happy ending，其实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深仇大恨怎么可能和好，绝对不会因为两个孩子的死亡，卡普莱特和蒙太古就和好了，这其实是莎士比亚对悲剧的美化。

有人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本来是往喜剧写的，就是因为那封关键的信没有送到罗密欧手里，导致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了，他才服毒自杀，这是一种巧合。如果信送到了，也许又是喜剧了。就像王老师说的，悲喜之间是有各种可能性的。

但是《西区故事》的这种处理，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剧场里的反应，就像是一个追悼会一样。台上的演员把TONY抬走了以后，背景音乐慢慢飘散在空中，还是那种小调的、不和谐音程的旋律，然后大幕降下，演员鞠躬，散场。大幕没降的时候没有一个观众敢鼓掌，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整个状态太悲了。

音乐剧《西区故事》

而你看《巴黎圣母院》的处理，最后卡西莫多抱着爱斯美拉达，在巴黎圣母院的彩色花窗前唱《Danse Mon Esmeralda》。那首歌的音乐旋律是往上模进的，在我听起来是一个圣咏，不是一个简单的悲伤的歌曲，它在情绪上把爱情升华到一个宗教的高度。这首歌唱完，伟大的悲剧落幕后还不算完，还要在谢幕的时候再唱一遍《大教堂时代》，这首歌也是旋律模进的歌，旋律一层层往上走，让你的情绪一次次被带到最高点，然后结束。这就是法国人的处理，明明是一个挺悲的结局，却让你觉得“死得其所”。

《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不谈了，明明男女主角全死了，演员们还要在谢幕的时候一起唱《世界之王》，观众全体起立一起再high，high到结束，把男女主角已经死了的事儿忘得彻彻底底。《悲惨世界》也是，冉阿让死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又来了，把他的死和人民的呼唤融合在一起，又是“死

得其所”。这种处理就有点像我们《梁祝》的化蝶一样，人死了，但是化成了蝴蝶，死的事儿就不重要了，因为升华了。

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看一些有深刻的人性内涵的故事，用英文说是sophisticated，就是有世故感的作品。因为我们的民族也很古老，伤春悲秋的事儿太多了。我们的《红楼梦》绝对不是为了讲荣宁二府多么繁华，它原来有多繁华，最后就有多“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这是中国人的思维，从春天就能看到冬天。

其实百老汇有一些美国式的励志喜剧并不太真实，存在着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但也因为美国整个社会的状态就是这样的，还处于往上冲的青春期，所以不太会伤春悲秋。中国人的目光则更有历史穿透力，但我们和《麦克白》、俄狄浦斯杀父娶母、阿伽门农全家连环杀那样的故事也都不一样。那些故事是把人性最恶的状态呈现出来，告诉你如果作恶，一定会有命运的力量让你不得善终，有点像西药一样，对症下药，以毒攻毒。

但中国是用中药调理，是教化你，通过和颜悦色的方式告诉你人之初性本善，耳濡目染地鼓励你要去做好事，做好人。我觉得法国音乐剧的处理就特别好地吻合了中国人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在文学上希望人性深刻丰满，有味道，第二是从结局来说是陶冶的、向上的，让人感觉到死亡也不可怕，这就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

本篇文章来自4月29日 上汽上海文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