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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用的上“完人”二字？这不仅关乎专业技艺，更关乎个人品质和为人处事之道。

梨园行流行“踩乎”，但很少有人听说梅兰芳与纷争有关，在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几乎没有人说梅兰芳不好，在他死去这么多年，还是极力维护他的形象。

梅兰芳与其他角儿的区别，是他作为文化现象，在后期发展中，为人处世超越了审美。他把儒家的中庸之道运用在京剧里，深谙过犹不及的道理，做人做事永远留着体面。

民国时期，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并称堂会三大件，如果三者其一不到，有权势的主人面子就要大伤。这种处境使得3个人都必须周旋在权力的旋涡，梅兰芳很少硬扛，他总是婉拒。他在政治上不能算不敏感，但尽力不参与政治，也不担任梨园工会的职务。但是他很积极地为“窝窝头会”捐钱，“窝窝头会”是给穷苦艺人帮助的协会，即使在没有收入的抗战八年中，也不曾停止，琴师姜凤山就是他出钱从买主手里赎回来的。年轻时的梅兰芳并不很怕事，过去剧团的主动权在班主手里，主角拿戏份儿，他从日本开阔眼界后，回国建立明星负责制，姚玉芙遭遇镪水就是由于改革伤害了班主的利益。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之子梅葆玖

繁重的社会角色使他与家人相处时间很短，无暇收徒，他的儿子梅葆玖主要是由梅剧团的另一位演员和琴师负责说戏，他大概是北京京剧界交游最广阔的人。他被动地待在家，自然会有人上门结交。据说当年梅兰芳住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时，家里经常摆出流水席，聚集着各色人等。梅家常年有3个厨子、4个秘书，吃饭是流水席，同时开两桌，休息十几分钟后再开席。吃过梅兰芳饭的人他自己都不认识，这些人以进梅府为荣，出去也会为他扬美名。但梅兰芳自己却似乎并不富裕。吴迎少年时经常在梅兰芳家里玩耍，他对夏日里梅兰芳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家里没有空调，他里面圆领的汗衫上都是洞，小女孩就爬在他身上抠那些洞。他出去的时候，衣服穿得都是笔挺的，不知道里面的衣服怎么会是这样的，让他换他也不换。”当然这是后话。

梅兰芳的班底是二流配角，他用了旧人后就不再辞退，一直到养老送终。一度须生泰斗余叔岩在他那里搭班，一个班里某种类型的名角只能有一个，梅兰芳的老生搭档是王凤卿，在王包银是3200元时，梅兰芳才1800元，但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成为剧团的大轴。为了让孤傲的余叔岩心里舒坦，梅兰芳为余叔岩搭过一次小配角。解放后他又遇到这种情况，名小生俞振飞比他的发小姜妙香名气大，但姜妙香是多年兄弟，梅兰芳安排剧目时一场俞振飞是男一号，另一场姜妙香必是男一号。定制戏装时，他也一模一样要定制两件，为人极其周全。

黄宗江说，梅兰芳是个最会夸人的人，上馆子吃饭，他要请上大师傅说：“老师傅做得太好，再包两包带回家。”黄宗江第一次见到梅兰芳用京白开玩笑：“我今个儿闯宴。”梅兰芳立刻回以京白：“您话儿说的，要请还请不来呢！” 

他的性格影响到表演，梅兰芳说：“我的性格，不适宜表演玩笑、泼辣一派的戏。”因为他生活中总是端庄，不愠不火。他身边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除了吴祖光，那也是因为排《断桥》时梅葆玖迟到，梅兰芳发了火。梅剧团的演员孟俊泉举了一个例子：“梅先生有四句定场诗总记不住，他就让检场师傅用墨笔写在道具书上。那天师傅忘记了，幸好梅先生一下子想起了台词。师傅吓得戏没完就跑了，梅先生下戏什么也没说走了。”这种事情还挺多，有时是场工拿的鞋子不是一双，《断桥》的白娘子头上顶的白绒球，工作人员拿错了红绒球，梅兰芳还说红球也不错，以后就用红球吧！

孟俊泉提前两小时进入化妆间，以为自己够敬业了，一看已经60多岁的梅兰芳化好妆，勒好头，默默地等待开场，那一刻给他相当的震撼。孟俊泉是孟小冬的侄子，没说过一句梅兰芳的不是。

梅兰芳的性格谨慎小心，他的琴师姜凤山说：“梅先生从不发火，因为没人招他生气，他没有不如意的事，人人都尊重他，叫他梅大爷。”他所见的只是功成名就的梅兰芳，梅兰芳不受委屈也是因为他不给别人委屈。他家里的架子上摆着一只绍兴酒坛子，梅兰芳吊嗓子时对着坛子口，怕影响其他人休息，可实际上那院里的人全是仰仗他生活。儿媳屠珍回忆起她公公的一件琐事：他出访带回来一只地球仪，有打开的窗口，探出一只和平鸽，家里所有的孩子抢着要，梅兰芳略作沉思，决定给梅葆玥的儿子，因为他是唯一的外孙。

坐落在北京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纪念馆”

梅兰芳的态度影响到周遭的人，徒弟李玉芙说，梅剧团的人关系很平等，老师也从不藏玩意儿，玩意儿指的是技巧。过去跟师傅学戏是很难的，后台常听到：“让他糊涂一辈子！凭什么教给他，咱们花钱学来的！”他的管事姚玉芙原本是很不错的男旦，为了梅兰芳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甚至有一次为他挨了小流氓的镪水。梅兰芳抗战时期在上海没有收入，梅葆玖的义父孙耀东为了给梅家钱又不让梅兰芳失面子煞费苦心，捏造出买家收梅兰芳的画，实则由孙耀东付款。

电影《梅兰芳》的编剧张家鲁提到，在编写梅兰芳蓄须明志、卖画维生的一段历史时，他发现梅兰芳当时还在资助一些穷朋友，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其实当时大家情况都不好，他不去资助别人，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可他在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要去资助别人。”

这个细节让张家鲁觉得，梅兰芳“他一直在努力地‘成为’梅兰芳……这里面甚至有‘自我催眠’的成分。”

有人曾开玩笑形容梅兰芳是“戏曲界的薛宝钗”。黄宗江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梅兰芳圆融但不圆滑，家常说话也要带着韵律。有一次乘飞机经过台湾上空，有可能飞机被打下来，梅兰芳一手拉着葆玖，一手拉着葆玥，说：“那咱们就殉了。”

即使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

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记录过这样一件事：解放后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都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同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说是秘书，梅兰芳其实素来称许姬传为“许姬老”。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

也许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但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大，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他的弟子们见到他，如果梅兰芳不主动说话，他们是不能开口的。梅兰芳的女弟子李玉芙讲了一个故事：人艺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名老生谭富英。平时谭富英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大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非常抱歉，人艺的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解放后剧团的形式有两种：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团这样的国家院团，其中有李万春、谭富英等名家，上座率比较高，但新演员上台机会少；另一种以名角命名，四大名旦都有各自的剧团，弊端是当主角不上场时上座率很低，像荀慧生剧团，即使荀慧生出场，也只有五六成的座。孟俊泉记得那时的票价定在4角－8角钱，如果梅先生演最高票价是2.4元，他演一场顶学员们演10场，常常是剧团维持不下去了，梅兰芳来演几场。有一次连演员们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了，还要由梅兰芳自掏腰包。

梅剧团作为彻底改造戏曲角儿制的试点，被收归国有，把中国京剧三团的人补充进去。孟俊泉刚到梅剧团两个月，有一天梅兰芳请他们吃饭，“梅先生很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件喜事：我们国营了！”剧团名称不变，体制发生了变化，由国家拨款。在梅兰芳、程砚秋去世后，尚小云于1959年去了西安，荀慧生年纪已老。1963年，北京市文化部门决定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四大名旦的名字于是才从剧团门口摘下。

《天女散花》剧照，梅兰芳饰天女 

梅兰芳身上肩负的是包括梅剧团在内众多亲属和班底生活的重担。当时任国家京剧院副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党总支书记马少波先生曾回忆说，1955年国家京剧院成立后，他曾向周总理提议，梅兰芳情况特殊，有整个梅剧团班底和许多亲戚的生活仰赖他，作为文艺一级演员每月330元的薪给实在困难，特请批准在国家京剧院里恢复梅剧团，梅兰芳本人不必担任琐碎的行政性工作，而应专注于带领剧团全国巡演，月薪1100元，演出其他收入按照传统在剧团内部分配，这才解决了梅兰芳的问题。

1959年，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马少波征得梅兰芳院长同意后，将豫剧《穆桂英挂帅》改编为京剧，由郑亦秋任导演，陆静岩、袁韵宜担任改编任务，首先以梅剧团班底演出，然后再以国家京剧院内选拔演员重排。马少波回忆说，在当年3月的一次中国京剧院院务会议上公布决定后，梅兰芳很激动，说：“1913年，我第一次登台唱大轴，就是在上海演《穆柯寨》，到了晚年，又要演这样一出戏，可见我跟穆桂英真是有缘哪！”

这是梅兰芳生命历程中排演的最后一部新戏。当时年仅20岁的国家京剧院演员夏永泉仍然记得那个下午。在他寓所的墙壁上，工整地挂着一副黑白照片，正是49年前，剧组在北池子排练时对戏词时的场景：身穿一身整洁白色衬衣的梅兰芳坐在沙发中央，旁边是饰演寇准的李长春、饰演王强的袁世海等人。“戏排了最多不过10次，每次排练的时候，对词、走台，最后走走响台，响台是指加上锣鼓的走台。一般的名角走响台时不会很有力地去唱，就是走走步子，梅先生当时65岁了，对这出戏很熟，但是排到了他的单场的时候，仍然是在用正式演出的调门去唱。” 

 1930年，梅兰芳和卓别林在好莱坞电影厂合影 

在梅兰芳的从容调度和所有演职员把“挂帅”当作政治任务来做的热烈气氛下，这出新戏从筹划到最终完成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1959年5月25日，《穆桂英挂帅》在北京人民剧场首演，一连数场，场场爆满。等到国庆节正式演出时，“捧印”一场戏的效果自然是花团锦簇，同台的所有演员不顾累赘的行头，都挤在幕边观摩。当梅兰芳唱出“一家人闻边报雄心振奋”时，当时趴在夏永泉肩膀上的李少春用力地拍了他一下，对他说“这才是梅兰芳”。——此情此景，恐怕可以定格为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形象，一如罗伯特·里特尔在1930年2月17日的《纽约时报》上的评价：“梅兰芳在舞台上出现3分钟，你就会承认他是你所见到的一位最杰出的演员。演员、歌唱家和舞蹈家的三位一体，你简直看不出这三种艺术相互依存到了什么界限；你看他在舞台上表演，会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古老的神话优美、和谐而永恒的领域里。” 

徐城北说过一件往事。他的妈妈曾经在《人民日报》当记者，因工作关系接触过梅兰芳。有次到梅兰芳家里去，梅先生正在招待重要客人，他妈妈就先坐在一边。梅先生招呼着客人，但其间也会回头对他妈妈笑一下，因为他不会让一个人受冷落。

徐城北家里留着一张照片，是他母亲当年从梅兰芳那里拿来的。那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照片上梅兰芳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徐城北说，这是当年最流行的干部装束。旧时代的艺人，要的就是一个体面：“要美，要尊严。”

撰文：曾焱

注：本文内容改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507期中发表的文章：

《梅兰芳与她们》，作者：孟静

《梅兰芳：意态由来画不成》，作者：孟静

《梅兰芳的角色》，作者：曾焱

《“师友”绝响——民国的文人和艺人》，作者：曾焱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梅兰芳》，作者：马戎戎

《问君才艺更谁当》，作者：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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