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熟悉了托克维尔的生平和著述之后，这一节我们将进入了解托克维尔著述的两种视野和两对概念。

托克维尔著述的两种视野，即纵向的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横向的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而贯穿托克维尔整个著述的两对概念，即贵族（aristocratie）与民主（démocratie）、自由（liberté）和专制（despotisme）。在阅读托克维尔过程中，读者需要有意识地屏蔽或者主动克服俗常想当然的所谓民主-专制这样的二元思维。事实上，在托克维尔的语汇系统中，民主首先表现为社会条件方面难以遏制的平等化趋势，民主可能与自由结合，但经常与专制为伍。为了防止由于民主的泛滥，导致“民主式专制”（la tyrannie démocratique），需要自由作为必要的精神杠杆：“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民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旧制度与大革命》，35-36）与这种“民主式的自由”（la liberté démocratique）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式的专制”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和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旧制度与大革命》，36）

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有着自身完整的逻辑系统，他是一位典型的“刺猬型”政治理论家。托克维尔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分析，其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文明史视野，这种文明史视野表现为传统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与马克思有关五种社会类型次第过渡的视野，存在某种程度的类似性，其中都隐含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必然性”，但马克思将这种必然性归于经济和阶级关系，而托克维尔则将其归因于某种人类无法解释的“神意”、“天命”。在托克维尔看来，人类文明史至今经历的社会类型只有两种：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这里的贵族社会在历史上对应于马克思所指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民主社会所指涉的对象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在托克维尔看来，将是法国式的“民主式专制”的极致，在那里，中央集权将取消政治自由，毁灭社会基础：“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旧制度与大革命》，199）

托克维尔的文明史视野纵向上表现为：贵族（封建）社会向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古-今视野，横向上表现为这一转型在法国社会与美国社会截然不同的后果：即在法国走向专制的民主秩序，而美国却建立了自由的民主秩序。托克维尔始终在传统贵族社会与现代民主社会之间彼此对观，互为“借镜”，在法国（欧洲）社会与美国社会两个世界之间往返穿梭。两种视野横向与纵向彼此交叉，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理解托克维尔著述主旨的基本理论坐标。

贵族社会的前提在于血缘身份等级，民主社会的出发点强调身份平等；贵族社会等级森严，阶层固化，民主社会各阶层之间界线模糊，彼此混同；贵族社会各阶级之间虽然彼此区隔，阶级内部却能相互认同，团结一心，而民主社会的中产阶级（bourgeoisie），尽管大家不相上下，彼此之间却时常羡慕嫉妒，竞相攀比，离心离德；贵族社会的财富类型主要表现为土地这一被封建领主控制的不动产，而民主社会的主要财富类型则是金钱——这一迅速流动、不断易手的动产；贵族社会德行至上，民主社会金钱至上；贵族社会的主导阶层——贵族，本来就“赢在起跑线上”，他们生来即坐拥万贯家财，闲庭雅步，得享闲暇，操修心灵，视名节为至宝，心胸眼界开阔，推崇利他主义的英雄伦理，而民主社会的中产者几乎都是“零起点”，他们为出人头地，精打细算，焦虑不安，积累财货，却总是贪心不足，甚至不惜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这就使他们只能尝到平日拼命工作间歇的休息（诸如黄金周、旅游节），而这种休息仅仅在于暂时放松身心，其目的还是为继之而来的工作积累能量，他们体会不到贵族式的闲暇，他们不是为了思考而生活，而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他的身体正在劳动时，他的灵魂在休眠；但是当他的身体处于休息的时候，他的灵魂也不会活跃起来。对他而言，工作是一种惩罚；其报酬就是不工作；他并不知道有闲暇，学会闲暇享受精神生活是一门学问。”（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30）

在民主社会，人们奉行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常人伦理；正是由于贵族得享闲暇，崇尚美德，参与政治毋宁是他们涵养品格、历练德行的重要途经，而对民主社会的中产者来说，攒钱赚钱、满足物欲、发财致富，进而出人头地，吸引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注意力，占据了他们平素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参与那些看似与己无关的公共事务，在他们眼里更多地被视为额外的负担。即便其中某些人有朝一日大权在握，其首要目的并不在于经世济民、安邦定国，而在于名利双收，封妻荫子，甚至公权私用，贪墨自肥；贵族社会的政治家以政治为志业，在人们心目中，政治是一种由才德出众者从事的高贵事业，而民主社会的统治者则将政治作为谋取个人生计，甚至发财致富的手段，政治不再是统治者率先垂范、风行草偃的德治活动，转而沦为一整套旨在满足并操控被治者欲望的“新君主”技艺。在这样的社会，统治者与被治者彼此看待都很低，大家都自甘下流：在统治者眼里，被治者都是随时准备起而动乱甚至造反的“刁民”，而在被治者眼里，统治者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以权谋私、不顾廉耻的“贪官”。而统治者与被治者之所以能够相安无事，在于统治者始终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惜一切代价填补被治者难以餍足的发财欲壑，而被治者因此而认可统治者的统治即所谓合法性，甚至为此而不遗余力地歌颂统治者所谓的“英明”。统治者与被治者同床异梦，相互利用，政治与道德了无关联，人君不再为政以德，自律律人，化民成俗，垂宪后昆，人民也无从上行下效，景行景从，温柔敦厚；主导贵族社会的是那些注重名节、严以律己的骑士，而民主社会充斥的则是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批发商和贪财者。正是由于民主社会的人们被形形色色的私人欲望裹挟，从邻里社区到国家大政，他们事不关己，漠然置之，致使公共事务成为那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式政府的专司，甚至“禁脔”，政府作为某种“监护性当局”，以人民的名义，对其治下的民众，无所不能，无微不至，行事乖张，且漫无节制，俨然以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自居。而民众却因此沦为缺乏自由意志，毫无行动能力，精神颓丧，麻木不仁，胆小如鼠，只会埋头干活的畜生，而政府俨然执鞭吆喝的牧人，这正是典型的“民主式专制”。这种新型专制不再凭靠传统意义上的刀剑和锁链，而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软化被治者的意志，使他们的精神之火逐步熄灭，心灵之光日趋暗淡，将民众驯服为逆来顺受、言听计从、充满奴性的顺民，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独自感受和自主行动能力”的自由公民（《论美国的民主》，953）。

▲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正是上述“民主式专制”的典型案例。托克维尔发现，从十二世纪开始，民主革命便已经在法国陆续展开，随着僧侣阶级向所有人开放，教会获得政治权力，平等便渗入政治领域，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民因经商而致富，其影响逐步及于国务，贵族头衔可以用金钱购买，绝对君主与新兴工商业阶级在政治上联手。贵族在经济上纷纷破产，其政治影响力也日趋式微，财富迅速易手，知识不断普及，新工艺不断涌现，基督新教迅速传播，都在合力促进一场空前规模的民主（平等）革命：“如果从11世纪开始考察一下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不会不发现每五十年末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革命：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这样，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一些，以致不久以后他们就汇合了。”（《论美国的民主》，9）

作为这一持续的民主革命进程的一部分，1789年法国大革命，并未如坊间想象的那样把历史打为两截，革命后的“新社会”与革命前的“旧社会”一刀两断。事实上，大革命只是以某种急进的方式推进了这一由来已久的民主（平等）化进程，这场革命最终将民主革命本身未及摧毁的封建特权彻底清除。大革命本身并未如坊间所宣称的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它从“旧制度”那里继承并强化的唯一遗产便是行政集权：“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旧制度与大革命》，59）绝对王权在剥夺贵族阶级介入政治事务的权利的同时，却保留了他们原有的许多特权，这非但未能消弭阶级之间的仇恨，反而更加激起了第三等级（资产阶级）追求平等的正义感，以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天主教会与绝对国家合而为一，彼此为用，致使革命者对王权的憎恨必然波及对教士的仇恨，大革命之所以成为屠杀贵族、消灭教士，充满道德感的革命暴力，其根本动力正是早在“旧制度”下得到启蒙，深入人心，且不断追求更进一步的民主（平等）的冲动和激情。这样，革命者与旧政权一道，共同摧毁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切中间权力。从此，中央权力无远弗届，巴黎控制一切，指挥一切，“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旧制度与大革命》，107）

 ▲ 德拉克罗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作的《自由引导人民》

从传统（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过程中，法国应运而生上述“民主式专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利坚人却成功确立了“民主式自由”。美国人并未像法国人那样，经受民主革命血腥暴力的洗礼，美国人从容吸纳并成功疏导民主激情，并将这种现代激情成功纳入新秩序的和平轨道：透过新英格兰式的乡镇自治实践，人们体会个体与群体、私利与公益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参与地方乃至全国性的公共事务，不断领会自主与服从、权利和义务各自的尺度和彼此的边界；通过联邦共和制度，将大共和国的力量和荣耀与小共和国的自由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防止多数激情肆意蔓延，堕落为全国性的暴政；通过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们磨练心智，学会公开表达政见，彼此说服，求同存异，凝聚共识；通过组党结社，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彼此友爱，本来在强大的利维坦国家面前感到弱小无助的个体，通过结社被赋予自主行动的信心和能量，也成为防止多数专权的有效屏障；通过鼓励人们参与制定法律，使他们学会尊重并服从法律；通过行政分权、法学家精神以及司法陪审团制度，使人们对多数的激情产生足够的“免疫”能力，从而防止“多数暴政”（la tyrannie de la majorité），克服造反者常有的精神戾气，屏蔽怨妇情绪，培育立法家精神和公民责任意识；通过“作为首要的政治设施的宗教”，使人们抬头仰望星空，想象诗和远方，净化并提升灵魂，克服日常的苟且和物欲的裹挟；通过表现为“正确理解的自利”（l’intérêt bien entendu），这一对民主社会大多数人行之有效的“常人伦理”，将人们对私利的过分关注部分地引向对公共事务和公共福祉的关心；武装妇女们的理性，使她们能够直面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形形色色的恶俗和腐化，自觉维护德性，敦化民情风俗。

贵族社会与民主社会、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自由的民主秩序与专制的民主秩序，构成了托克维尔透视现代社会政治秩序以及人的灵魂秩序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是托克维尔借以洞察帝国兴衰、文明浮沉的基本历史视野。为此，托克维尔这样写道：“我们只应当研究我们要建立的共和国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远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共和国还是一个黩武好战的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一个专横的共和国，是一个威胁财产和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利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承认和保护这种权利的共和国。”（《论美国的民主》，4）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关涉到法国，而且对整个文明世界意义重大。而托克维尔之所以将目光转向美国，一方面出于理论家的好奇心，但更重要的是从美国找到法国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些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任何人读完这本书，都会完全承认我绝没有那种想法。夸奖美国的全部统治形式，也不是我的全部目的，因为我认为任何法制都几乎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没有奢想评论我认为不可抗拒的这场社会革命对人类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欲从经历过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使这场革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的国家，从而辨明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如有可能，再探讨能使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我自信，我在美国看到的超过了美国自身持有的。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本身的形象，还有它的意向、特性、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民主的究竟，以使我们至少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论美国的民主》，19）

托克维尔既不反对民主，当然也不热爱民主，这并非出于个人情绪的好恶，而是基于对民主本身显在或潜在弊病的洞察，托克维尔是民主的“诤友”，他无意做民主的“脑残粉”，他要认真对待民主。美利坚国家建构新的“民主式自由”秩序的伟大实践，对于长期备受“民主式专制”困扰的法国、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有着非凡的观念意义。托克维尔坦承，自己并非要到美国寻求某种现成的可资沿袭的模式，而是力图找到某种可资比较的要素，以及能够引以为鉴的原则。事实上，法国乃至欧洲毫无必要亦步亦趋模仿美国的法律制度方面的细节，而是应当学习美国各项制度创制背后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的原则，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论美国的民主》，5）这些原则正是任何共和国所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对于托克维尔针对新的民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新的政治科学”来说，“美国”和“法国”，与其说是历史类型，还不如说是理论原型，它们毋宁是托克维尔借以诊断现代社会外在政治和内在灵魂病症的解剖对象，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idealtypus）。

好的，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托克维尔关于“正确理解的自利”：民主社会的“常人伦理”的论述。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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