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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杨绛82岁，钱锺书83岁。这个冬天，杨绛独自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一笔一字，亲手誊清了《槐聚诗存》的书稿。这是钱锺书晚年很重要的一本合集，收录了他从1934年到1991年间，辗转留存的270余首诗作。杨绛在“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这件事只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的，现在读来却让人十分感触。她写道：“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

——“老且病矣”，这是第一次，她在大事记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生活中，衰老的逼近。

杨绛工作照

从那以后，杨绛就开始不断面对身边的生死病痛，离散别去。不过才两年时间，她的三姐和大姐先后去世；钱锺书肺炎病发，住进医院后便一直卧床，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们位于三里河南沙沟的家中。

1995年冬，对两位老人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袭来：他们最爱的女儿、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的钱瑗突然病倒，确诊结果是肺癌转脊椎癌，已到晚期。

钱瑗是二老的安慰。他们从未刻意教育女儿，但是钱瑗的为人处世，在性格和作风方面，同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杨绛先生说：“圆圆也像锺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连翻书的样子都像，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 她每天带回外面的新闻，时不时做几样时令菜肴，请父母尝鲜。钱锺书能吃一点儿，杨绛没有胃口，偶尔试两口，钱瑗就高兴得了不得，会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父女俩都住了医院，一个在南城，一个在西山脚下。杨绛独自一人，看护安慰两个病号，每天就在北京城的这条对角线上奔波。路途漫长，谁也替不了她。她是父女间精神的信使，将钱瑗病中写的信和文章，一字字读给钱锺书听。

1997年早春，钱瑗去了。杨绛被压在巨大的悲伤之下，还要对病床上的钱锺书装作女儿尚好，就这样，一个人撑了4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1998年岁末，钱锺书去了。接连失去生命中两个至亲至爱，87岁的杨绛孤身一人，该如何面对人世和死亡？

熟悉杨绛的人，都说，对先生印象最深的便是任何时候见到她，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来不以心绪不好的一面示人。但在钱瑗病危消息传来那天，杨绛与朋友通电话的一刻，失声痛哭。

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里，杨绛做了一个决定，她要着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杨绛说它“是一篇绝妙好辞”，她要将这本古希腊哲人的对话录，当作自己精神上最后的庇护所。

《斐多》描绘的是苏格拉底饮毒芹酒而死那天，在狱中和门徒就正义和不朽做的讨论。全篇只有不到100页，它的核心是论证灵魂是不朽的。用罗素的话说，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但“这篇作品是西方文学的杰作之一”。比如苏格拉底说：“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苏格拉底还对处理他丧事的门徒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的苏格拉底”。

《斐多》是柏拉图中期写下的一部对话录，描绘了苏格拉底就义当天跟学生讨论灵魂的不朽、随后饮鸩而死的过程。1999年，杨绛先生翻译了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

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孤独中的杨绛以“哲学的慰藉”。从1999年到2000年，年近九旬的她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对话录译完了。她谦称自己并不识得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她说，“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这也如同钱锺书年轻时候，给杨绛描述过的人生愿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在后来一起生活的几十年里，这个愿望，成了他们共同的处世原则。他们尽可能地远离政治，用无功利的读书来抵挡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现在钱锺书和钱瑗离开了，杨绛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自己抵挡余下来的风风雨雨。

从87岁译注《斐多》到105岁去世，对于普通老人，本该是由人照顾、安享晚年的30年，对于杨绛先生，却是从未停歇的阅读和工作。她看似纤小瘦弱，却有无尽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做完的事情：写作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这3本散文集；编订了8卷本、共250万字的《杨绛文集》；还为自己的代表作《洗澡》续写出版了几十万字的小说《洗澡之后》。

但在生命这最后一程，对杨绛来说还有三件事情，比自己著书立说更重要。

第一件，是帮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

第二件，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锺书总是说，这些东西“没用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是钱锺书一生时间积累下来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如何才能保存这些手稿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们整理出版。

这些手稿跟着他们从牛津到巴黎，从巴黎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装满了几大麻袋，加起来有70000多张，而且因为搬进搬出地，大多数都成了字迹已然模糊的散页和纸片。可以想象，这样的整理工作将有多大难度，何况是对一个年逾九十的老人。每天，杨绛戴上花镜，逐页辨认，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再送到商务印书馆去做影印。

日复一日，她不慌不忙，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这些浩繁的工作，边整理，边交付给出版社，一册册地出版。2015年年底，一整套的《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包括《容安馆札记》3卷，中文笔记20册，外文笔记48册。

钱锺书刚离世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尽完了责任。一位和她亲近的三联图书编辑说，2016年5月25日，听到杨绛先生去世消息的时候真有一种感觉，“好像她就是把钱先生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打扫干净了，走了。”

全集出了，手稿结集了，杨绛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她要替钱锺书和钱瑗，写完他们一家三口约定的书——《我们仨》。这是杨绛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最放不下，也最早完成的事情。

这本书就是因何而起？是怎么写成的？这中间杨绛先生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本书稿是时任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的约请，最终出版时，她也是署名“冬晓”的责任编辑。董秀玉回忆，那天她去看望杨绛先生，聊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她对杨先生说，不如你就写写你们仨吧。杨先生说好，那就写一本书。

书稿动笔大约是1996年10月。那时钱锺书父女都已住进医院。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断续续写了5篇，没料想病情急剧恶化，最后已经无法进食了，被迫搁笔。之后，她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来。董秀玉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是她去世的前6天”。

余下的，成了杨绛一个人来写“我们仨”。在杨绛先生文集的附录里，2002年8月19日，有这样一个记录：“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在那一天，她发现自己的耳朵听不见了。在那一天，她搭好了整本书的架构，开始重新回去“我们仨”的世界。

2003年，9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撰写了《我们仨》一书，讲述他们一家63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

2003年4月，杨绛打电话过来，请董秀玉去家中取稿。董秀玉坐在杨绛的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读到一半，眼泪止不住往下掉。杨绛还像平日里见她那样，坐在一旁做自己的事情，中间只是偶尔走过来，摸摸她的头。董秀玉问：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绛答：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2003年7月，SARS过去了，《我们仨》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立刻成为畅销书和话题书，被评价为杨绛晚年最动人的作品。它用干净、节制、素朴的语言，讲述了这个学者家庭的故事，从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锺书逝世，这６３年间单纯温馨的亲情，让人泪下，也让人跟着文字去思考一个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漫长的63年，是什么支撑这个家庭在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中始终保持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面的风风雨雨，不被物质的现实所诱惑和侵扰？

董秀玉说，当时一个星期之内，就立刻要印厂加印了，大家都没有想到。

人们爱读这本书显然不是因为对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私人的事情有多好奇，还是它在一个家庭故事之外，让我们看到，不管外部环境多么恶劣，在金钱和权力之外，还有第三种尊严的存在，那就是知识的尊严。复旦大学学者张新颖在他写作《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时有过这样一个表达，他说：强大的历史潮流在力量耗尽之后消退了，而相对看起来弱小的个人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我觉得无论是沈从文，还是钱锺书、杨绛，他们都是这样的人。

杨绛和钱锺书40年代在上海，就是生活书店的常客。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前身。杨绛后来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她和钱先生都非常认同三联的气质，“不官，不商，有书香”，这也是为什么她将大部分书都交付三联出版的原因。80年代初，《将饮茶》和《干校六记》的出版，已经让杨绛在海内外知识阶层获得了特别高的认同。但要说到她和普通读者之间最深层的连接，还是这本《我们仨》。自2003年出版后，到2016年杨先生去世，这本书一共有四个版本，其中仅平装本就加印51次，发行量达到了330多万册。这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往事，对于读者来说，已然成为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我们仨》写完后，杨绛一天天丧失了正常的听力。那以后的10来年，朋友们、编辑们再去家中看她，陪她说笑，就需要借助一些笔谈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记得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有时跟编辑一起去家中拜访杨绛先生，因为知道她听力不好，会事先备一叠卡片，把想问的事或想说的话写下来，见到先生，再一张一张拿给她看。

钱钟书和杨绛在三里河寓所内散步

他们常去的就是钱锺书和杨绛在北京三里河的那套寓所。有4间房，最大的一间作为工作室，也充客厅，临窗一竖一横摆放两张书桌，他们夫妇俩各据一张。沿墙是书橱，只西墙靠门有一对沙发和茶几。其余3间，夫妇俩和女儿各住1间，剩下的1间吃饭。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末搬进来，一直住到去世，都保留着水泥地、白粉墙、老家具、未封闭的阳台，没做一点改变。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中说，“这个寓所的里里外外留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杨先生虽已把它当成临时栖身的客栈，仍不忍抹掉一点往日的痕迹”。

“我们仨”失散了，杨绛还在他们仨的那个世界生活。三联书店几位老编辑有次去家中看她，发现杨先生特别喜欢卡通，在卧室里放了3个卡通动物，分别是他们一家3口的生肖属相，就像钱先生和钱媛还在日夜陪伴她。2004年快过春节前，编辑们又相约同去看望杨先生，特地带去一个卡通玩具当作新年礼物。杨绛高兴地接受了，并且把卧室里的3个卡通动物也抱出来，搂在怀里，和她的编辑“小朋友们”一起拍了张大合影。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杨绛既通达，又执着。她在文章里说，“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所以她还要写，要《走到人生边上》，想个明白。

《走到人生边上》是在94岁开始动笔的。她在那年的立春之前曾小病住院。等出院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写下《走到人生边上》的第一页。

人死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在写的过程中她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想了两年零6个月，才把自己的想法“像小女孩穿珠子般穿成了一串”，写完了这本书。她在自序中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最后那几年，除了少数时候客人来访，日常陪伴在她身边生活的，只是一个保姆。有一位每年都去家中探望她的编辑现在和我说起来还记得，最后几年，每和客人聊天，她喜欢讲的都是小时候的事。和她聊过天的人，也都留恋那个场景：杨先生讲话声音轻柔好听，稍带一点南方口音，不缓不急，“会讲故事，活色生香”。说起其他事情，再大再小，语气总是冲淡的；说到小时候和父亲，和家人，就听得出来有格外的感情在里面。杨先生最常提起8岁那年，也就是1919年的“五四”那天。早上她和三姐像平时一样坐上包车，去辟才胡同的女师大附小上学，一路上看到许多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跑来跑去。下午放学，身穿穿竹布长衫的学生拦住了她们的包车，不让从马路上走，她和三姐就停在路边，坐在车里看热闹。学生们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一队过去，又一队过去。旗子上都写了什么呢？不止有“抵制日货”，还有“恋爱自由”。

杨绛常跟去家里看她的人讲这个故事。她总说：“五四”运动在现场的人，如今大概只剩我一个了。

这样与众不同的杨绛，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她的父亲杨荫杭何以能够在那样的时代，就给了女儿一个如此自由的灵魂？她和钱锺书终其一生的彼此守护，又是从人生的哪一刻开始？我们将在下一个章节里，为您讲述。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89期文章改编：

《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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