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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与钱家均为无锡世家。

在《无锡望族》一书中，粗略统计的当地望族数目有36家。近代风气开化以来，他们多数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教育，自由出入于官、学、商三界，在“门当户对”的观念下，又彼此结为姻亲，影响着整个地方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四大望族：以面粉起家的荣家（荣毅仁）、经营纺织业的唐家（唐英年）、缫丝起家的薛家（薛福成），以及游走在政学两界的杨家。

无锡杨家据考分为几支，一为从官宦到经商的旗杆下杨家，一为读书办学的学前街杨家，还有一支是留芳声巷的杨家，与杨绛一家关系更近些。杨绛后来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当年她问起家族历史，父亲告诉她，上面两代都是穷书生，只做过浙江一些地方的小官。家中虽有祖传老宅，但无田产，父亲去国外读书主要靠政府奖金。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学，是晚清激烈的革命派。他出生于1878年，17岁考取北洋大学堂——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转入南洋公学，再过两年被公派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后，他和同学在无锡创办“理化研究会”，倡导研究理化学习英语。后来因为鼓吹革命，他遭到清廷通缉，不得已赴美攻读法学，希望以西方的民主法治救国。辛亥革命后，归国不久的杨荫杭即被推举为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1916年又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

杨绛上面有3个姐姐，但她是父亲归国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受疼爱。父亲有午睡的习惯，怕人吵闹，通常不许孩子们在身边，但有一次，他特意叫住杨绛，让她陪在身边。比起其他孩子，杨绛显得非常乖巧，即使给火炉加煤，也能做到不出声响。

父亲对杨绛的影响非常之深。1917年5月，杨荫杭在调查津浦铁路舞弊案时，因为传讯了交通总长许世英，被司法总长停职，轰动一时。杨绛后来回忆，当父亲带着一家人辞职回南方时，送行队伍非常庞大，“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与自由激烈的父亲相反，杨绛的母亲唐氏有着传统温和的性情。但唐氏也并非旧式女性，她出身富商家庭，从小就在女先生教导下读书识字，后来还进入上海务本女校学习，平日里爱读小说。父亲和母亲在生活中十分默契，母亲对父亲体贴周到，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杨绛未来对婚姻的态度。1917年他们全家回南方后，有段时间租住在无锡沙巷。父亲不知什么原因感染了伤寒，全靠母亲日夜不休地求医护理。几十年后杨绛还记得，为了给病人补充营养，母亲悉心撇去鸡汤浮油的场景。

1920年，9岁的杨绛离开无锡，在上海启明女校学习3年。1923年，她和姐姐一起回到苏州，因为父亲已从无锡搬家到苏州，不久便在庙堂巷置办了房屋，这里成为杨绛的第二家乡。

苏州振华女校(今江苏省第十中学)一隅。1923~1928年杨绛曾在此就读

杨绛和姐姐插班考入了苏州振华女校。这是三姑母杨荫榆为她们做的选择。在多年以后，杨荫榆的名字因为北京女师大学潮风波和鲁迅的文章《纪念刘和珍君》而为人所知，成为保守反动的代名词，但在那之前，她还只是一个留日归来的女教育家，在当地很为人尊敬。

振华女校的创办人王季玉是近代著名教育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根源、叶楚伦、竺可桢等一批学界名流都曾出任该校校董，学校更延请苏雪林、叶圣陶等一批名师来校任教。王季玉的办学理念很超前，学校的教科书均采用国外中学教科书的最新版本，同时提倡劳动，组织学生扫地擦桌，改掉过去在家使唤佣人的习惯。此外，王季玉还注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杨绛在学校先后担任学生自治会会计、英文会长、演讲会长。多年以后的1939年，从欧洲回上海不久的杨绛，在王季玉、竺可桢等人的极力劝说下，还曾担任过一年母校校长。杨绛忆起母校时曾说：“振华这里有种味道，这个味道影响了我一生。” 

此外，杨绛还在振华认识了一生的朋友费孝通。都说费孝通年轻时爱慕杨绛，多年以后，钱锺书见面开他玩笑，称两人是“同情人”。当年在苏州，费孝通的父亲是女校校董，由于他体弱多病，父亲担心他受男孩欺负，便将他送到女校，也使他成为女校唯一的男生。跳舞的时候，费孝通害羞，杨绛欺负他：我们全都是女生，你来干什么？几年以后，两人再次成为东吴大学的同学。

1928年，杨绛是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吴大学的，这所学校也就是今天苏州大学的前身。但东吴大学其实并非杨绛的首选。她向往的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然而，当她提前一年从振华女校毕业时，清华那一届却未从当地招收女生。

在东吴大学分科时，杨绛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该”学什么。父亲告诉她，没有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说明性之所近，最为相宜。东吴大学当时并无杨绛最想读的文学系，较好的专业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起初，她想读法预科，以后当父亲的帮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为写小说准备素材。然而，律师出身的父亲这次却反对她学法律，最终杨绛选择了政治系。

东吴大学遗址(今苏州大学校内)。1928~1932年杨绛曾就读于此

1901年3月创立的东吴大学起初又称东吴大学堂，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在中国建立的早期教会大学之一。与振华女校相似，校方当局坚守教学为主的教育方针，尽量淡化政治，使学生免受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影响。在家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也是如此影响他的女儿们。他年轻时虽为革命派，中年后却逐渐对国内政治失望，在律师的职业以外，他后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和媒体上，先后担任《申报》副主编、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晚年更将很大精力放在一部未能存留的音韵学著作《诗骚体韵》上。杨荫杭更希望女儿按照天性，自由追求理想。

也许正因为对政治学毫无兴趣，杨绛才有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自由自在地读书。从诗词歌赋到希腊悲剧，杨绛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经典。思想活跃的费孝通，经常给杨绛介绍新书，包括弗洛伊德、冯友兰、房龙等人的著作。在大姐寿康的介绍下，杨绛还跟着一位嫁到中国的比利时人专门学习法语。这也为她日后报考清华大学研究院打下基础，因为当时研究院的考试极为严苛，考生需要掌握三门外语。

1931年冬天，东吴大学爆发学潮和大停课。为了能够继续上学，1932年2月，杨绛和几个同学一起北上，经过3天的舟车劳顿，改投到清华大学借读。到学校的几天之后，在清华园的古月堂，杨绛见到同学孙令衔的表兄钱锺书。从借书，到写信，两人渐生爱慕。一段半世传奇，就此开始。

钱锺书位于无锡七尺场的故居——绳武堂

钱锺书来自无锡钱家。钱家在无锡的故居叫作绳武堂，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庭院民居。杨绛和钱锺书就是在这个老宅办过婚礼后，再携手踏上游学之路的。杨绛有段文字回忆，他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他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钱锺书在小说《围城》里对方鸿渐和孙柔嘉婚礼的描写中，可以找到这似曾相识的一幕。

和杨绛父亲杨荫杭的西化新派相反，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国学大儒，也是威严的旧式家长。钱锺书和杨绛之前在苏州杨家办了新式婚礼，回到钱家则是一套旧式婚礼，按家训，新妇须行跪叩礼。杨绛父亲听后不悦，但杨绛非常懂得体谅，她给钱锺书的信里曾写过：“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钱基博看到此信后，对杨绛大为夸赞。

1935后，新婚后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邮轮赴英留学

1935年8月13日，24岁的杨绛和钱锺书乘坐邮轮从上海启航，前往牛津大学。钱锺书1933年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两年后，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英。他的考分是历史最高，87.95分，获得的庚款资助包括：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杨绛当时还有一年才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为了和钱锺书同行，她办了休学，自费出国。

1935至1938年，3年的留学岁月不长也不短。钱锺书埋头苦读，将学校图书馆称为“饱蠹楼”，留下了海量的读书笔记。杨绛则无微不至照顾钱锺书的起居。虽为陪读和主妇，但从杨绛留下的各种记述来看，她身上并没有新旧时代女性身份的困惑。她一生中，对钱锺书至深的理解和由此生发出的“看护”，正是始于牛津岁月。

钱锺书毫无独立生活能力，他们夫妇在牛津，是以杨绛为主角的。牛津的学费比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杨绛假如到别处上学，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不合算。在这些忧虑中，她只好选择做了一个旁听生。钱锺书上的是牛津学院制下独特的导师“一对一”辅导课，而杨绛只能去旁听大课，曾描述自己“心中充满了自卑感”。

但她是满足的。在杨绛笔下，我们能读到两人在牛津学业之外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出门散步，挑不认识的地方，“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公园、郊区、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除了散步之外，他们的生活仍然是相对读书。白天读各种外文书，回到寓所，就读从国内带来的古文书。当时在牛津和他们往来的中国留学生，有俞大缜、俞大絪两姐妹，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杨宪益，还有研究敦煌文献的向达。钱锺书一向喜欢讽刺，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杨绛体察钱锺书的不谙世故，她更愿意保护他的天真，而不是让他适应世故。在杨绛生女儿钱媛那段日子，钱锺书只能一个人在家，每天到产房探视，都在汇报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他说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把台灯砸了。杨绛问明是怎样的灯，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锺书又放心回去。杨绛后来写道，她说“不要紧”，他真地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女儿钱瑗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锺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钱瑗出生后的第100天，他们一家3口由牛津乘火车到伦敦，换车到多佛港口，上渡船过海，到法国加来港登陆，乘火车到巴黎，开始了在巴黎短暂的留学生涯。1938年，钱锺书带着杨绛和女儿，从法国马赛坐邮轮回上海。船到香港，钱锺书下船奔赴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履约清华教职。杨绛独自带着女儿，回到上海。

婆家和娘家为了躲避战火，分别从无锡和苏州都到了上海租界。杨绛在两边居住，当女儿、做媳妇，放下书本做饭洗衣，兼顾操心养家。孤岛时期的上海充满了恐怖和压抑。文化类的谋生难免要跟日本人合作，有民族气节的文化人效仿古代儒生的做法，用退隐、不合作来抵抗伪政权和日本人。杨绛的谋生也在民族气节和经济收入上做选择，跟日本势力有关的产业全不考虑。杨绛曾在书中这样写道：“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外文所的郑土生也说：“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锺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一批学者精英面临是去是留的选择，任钱锺书和杨绛平日如何地远离政治，亦无回避的可能。杨绛晚年跟吴学昭回忆，当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K.G.Spalding）1949年3月中旬还写信希望他们赴英，两人都不为所动。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1949年5月26日夜，上海解放。钱锺书、杨绛，与代表清华大学前来上海招聘的吴晗一起，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同车去北京的，还有日后杨绛在社科院的同事、诗人卞之琳。

这以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一波波政治风雨的侵扰中，杨绛始终是钱锺书身边的那顶“帐篷”，为他和他们的家，遮挡着大小风浪，直到70年代末，风浪渐平。

1977年立春那天，杨绛母女由年轻朋友陪着，收拾行李迁入三里河国务院宿舍的新居。杨绛怕钱锺书吃灰尘，把他当作一件最贵重的行李，下午搬迁妥当后，再用小汽车把他运回新家。

1998年12月19日凌晨，医院通知杨绛，钱锺书情况很不好。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锺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应该怎么来描述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些似乎还并不足够。在下一节，我们就来聊聊，在“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这个身份之外，作为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杨绛，以及作为女性，她如何以独特的人格超越了她身后的那个时代。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89期文章改编：

《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作者/曾焱

《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牛津往事》，作者/蒲实

《最难的学问忘却最深的痛苦》，作者/李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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