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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于文化人或者说对于文人有一个比较传统的评价标准，就是经世致用。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那种理想主义的、振臂一呼的人，容易赢得大家的敬重和赞美。那么像钱锺书和杨绛这样的人，他们和这种传统文人标准其实是相差甚远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曾评价说：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杨绛自己也说过：我不是堂·吉诃德，没有那种理想主义。她在《将饮茶》里面写到，说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她和钱锺书对一生的要求就是保持自我人格，而这个人格甚至于也不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杨绛说过，我不是对社会来负责，而是对我自己的内心负责。

杨绛，摄于2005年

除了和钱锺书先生一样是一个知识分子以外，杨绛还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这是无可回避的更多一层的困境。尤其在她生长的那个时代，女作家和女性知识分子要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萧红，跟杨绛一样，都是1911年出生的人。张爱玲比她们小10来岁。冰心比她们大10来岁。林徽因是和丁玲是1904年生人。虽说年龄略有差距，但这些女性面对的时代问题其实相差无几。做新女性还是做旧女性，新到什么程度？如果了解她们的人生故事，就会发现，这不是容易给出的答案。但对于杨绛来说有点特殊，无论是别人讲述的她，包括从她自己写的文字来理解她，好像都从来没有这样新与旧的分别，守和变的困扰。她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面对一切，最后她就跨越了一切成见。就像她96岁在《走到人生边上》那本书里所写的，她说：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杨绛也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她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写成和发表都是在70岁以后，在文坛可以说是罕见。《干校六记》是1981年出版的，那时候她是70岁。1987年，她写了《将饮茶》，76岁；然后是1988年的小说《洗澡》；1999年她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2002年她写了最广为人知的《我们仨》。在此之后又写了《洗澡之后》，那个时候她已经是100多岁了。当然她年轻时候也不是没有写作过，但那段时间非常短暂，只是主妇生活之外的小试身手。杨绛在80年代早期有一篇文章叫《喜剧两种》，就是讲自己40年代在上海创作两个喜剧剧本的经历。

《干校六记》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记述了1970至1972年间知识分子在河南干校的劳动生活和感受

1942年冬天，有一次钱锺书、杨绛和李健吾，还有另外他们一个朋友陈麟瑞一块吃饭，席间聊了很多，大概包括对当时文坛有一些臧否。李健吾就跟杨绛说，你也来写一个剧本试试看，杨绛说愿意试试。很快杨绛就拿出了《称心如意》的剧本，第一稿不成功，她没有气馁，重新改写了一遍。结果李健吾一读之下大为倾倒，把剧本推荐给了著名戏剧导演黄佐临。1943年1月《称心如意》在剧院首演后非常成功。戏曲研究学者赵景深在《文坛旧忆》里写道，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观众和剧评人都不禁大为称赞。1943年的秋天，杨绛的第二部喜剧《弄真成假》也上演了，李健吾评价它是丁西林之后，喜剧的第二道里程碑。她的文字没有那种矫柔造作的舞台腔，大家在日常中是怎么说话的，她的剧本就是这么说话的。加上写透了人性，《称心如意》剧本常演不衰，不仅在当时，一直到2014年，仍然有剧团在排演。

而杨绛这个笔名，实际上也是她写《称心如意》后才有的。当时她把剧本拿给李健吾，对方说你取个笔名吧。杨绛本名叫杨季康，她把季和康连读后就变成了“绛”的发音，于是就落款杨绛，以后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来写作了。

那段时间，杨绛的名气到了什么程度呢？只要是文艺界聚会的场合，如果钱锺书和杨绛一起出现，别人就会介绍说，这是杨绛的先生。

如果了解杨绛的求学经历和外国文学素养就会知道，在上海剧坛小试牛刀就一鸣惊人也不是什么突然的事情。她在英国牛津陪读期间，虽然没有像钱锺书一样进入系统的学术训练，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里读自己喜欢的戏剧，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其感兴趣。如果杨绛在40年代继续写作的话，也许会成为一个像张爱玲、苏青一样有名的作家。但她的生活重心永远是钱锺书。当钱锺书需要的时候，她就又重新回归家庭，辅助他做学问，操持婆家和娘家两个大家庭的家务。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杨绛与钱锺书的生活逐渐优渥起来。最重要的事情是《围城》即将完成，这部小说在《文艺复兴》月刊上连载，读者们很爱看，都在打听钱锺书是谁。钱锺书的才华从学术小圈子扩展到了大众范围里。他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主编《书林》季刊，又兼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还担任了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钱锺书有了收入，杨绛就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她担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也给朋友的杂志写文章，经常约稿的有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储安平的《观察》，傅雷、周煦良的《新语》。但她都是在照顾好钱锺书之余，抽空写几笔。

等杨绛再次真正拿起笔，以学者和写作人的身份出现，已经是一九五几年了。她随钱锺书到了北京，先任清华教职，后来一起调进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北京浓厚的政治空气并未感染杨绛变成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她也没有投入到意识形态里的热心。她一直冷淡地对待时代的变化，解放前没参加任何政治运动，解放后依旧尽可能让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杨绛主动要求领“散工”的工资，而不愿意做专任的教授，因为怕开会，不想为冗长的会议浪费时间。她教“大三”的英国小说。她不像其他同事，并不想学新一套，而是选择回避思想意识，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她选择《大卫·科波菲尔》做精读和分析讨论的小说，因为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崇，政治上有根据。她不再进行容易带来麻烦的文艺创作，而是遁入了翻译里。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从事翻译工作的薛鸿时等人视为宝典。“她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用释道安的话来说就是‘胡语尽倒’，‘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那个时候杨绛还领受上面任务，开始了一个庞大的译著工程，即翻译《堂·吉诃德》，而且是从西班牙语直接翻译。但中间断断续续被各种政治运动打断。

有段时间，高等学校的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洗澡”和“过关”。一次，一个女学生在控诉大会上台控诉杨绛在教授精读《大卫·科波菲尔》时，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当晚的主持人是从年轻时就认识杨绛的费孝通，他递了张纸条给女孩，请她简短点，但是，女孩根本停不下来。

《洗澡》出版于1988年，写的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

杨绛受到了侮辱，但她说自己内心却没有丝毫羞愧，第二天清早，喜盈盈地到菜场人最多的地方去。她写道：当时，我的火气退去，就活像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30多年后，杨绛把这些物料都写进了小说《洗澡》，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讨论。

再说《堂·吉诃德》，至1966年的“文革”初期，杨绛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2/3。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1972年，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北京。杨绛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可以重新翻译《堂·吉诃德》了。“所里要把‘老先生’们的东西还给他们，杨先生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那个被没收的《堂·吉诃德》的稿子！后来，外文组的支部书记在办公室一个犄角旮旯处找到了，交还给她。杨先生真是如获至宝。”朱虹说，为了忠实原作，从原文翻译起，年近五旬的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6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偕王后访问中国，邓小平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贵宾。中译本《堂·吉诃德》是杨绛作为翻译大师最知名的代表作，也见证了她整整20年的磨难。

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说：“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对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应该是十几个全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她本身是作家，中文功夫很高，所以她的译本比较受欢迎。至于有人说她的译作中有些错误，任何译本都会有这个问题。毕竟这是一本100万字的书，哪个词没有查可能就会出问题。《堂·吉诃德》是西方长篇小说之父，在西方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和影子。杨绛先生说读者可以跳过一些段落，这可以理解，塞万提斯这部小说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部作品，当时流行的是巴洛克文学，中国人读起来费劲，就像外国人读《红楼梦》一样，对于一些细节描写也会感到吃力。”

《堂·吉诃德》为杨绛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她坐在国宴主宾席上的镜头上了电视；她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妇女大会；她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两次出访；她受邀出席各种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有关的文化、外交活动……各种政治礼遇纷至沓来，杨绛从从容容地接受了，然后，继续埋头读书写作。

80年代，钱锺书的《围城》又红起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围城》放映以后，剧组部分同志曾到家里做客，陈道明建议将杨绛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也改编成电视剧，杨绛没有答应。

1947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围城》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认为，《洗澡》是一部中国杰出的作品。它怀着希望和恐惧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第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感受。杨绛运用她善反讽和妙语的风格，描述遭受挫折的男男女女试图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寻找着落的那个时代，即使觉察到政治狂热和人性残酷，也从不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2004年、2005年，法国学者刘梅竹为了研究杨绛和她的作品，和她两次通信，在这两封信里，年逾百岁的杨绛先生，对自我有格外坦白的表述。

刘梅竹在信中求证她从作品中获得的对于杨绛的印象，“我觉得，您不热衷英雄主义，反对狂热的理想主义，但同时却坚信人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不在于战胜别人，战胜环境，而在于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环境而更好的生活下去，并力所能及为社会服务。”

杨绛答说：“对，但主要不是适应社会要求，是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逆境是对人的锻炼。”

她确认自己是一个“以儒家思想做人，并且也是以儒家思想处世的人”，“我最爱《论语》，孔子是最富有人性的人”。2005年5月，钱瑗生前的朋友、香港作家陶然去三里河寓所探望杨绛，在书桌上，他看到杨先生翻开在读的就是一本《孔子家信》。

钱锺书一生未收学生门徒，因为他坚信，“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这也是杨绛的态度。弟子墨守成规不逾矩，或挟师威欺世盗名，国内都很常见，却是钱锺书和杨绛所不愿见。杨绛先生2002年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

但两位先生并非没有惠及后学，只不过是用了另一种他们认同的方式。他们在国内的著作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就基本交由三家：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钱锺书去世后，2001年，杨绛按照他们事先的商定，将钱锺书和她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还有其后他们所发表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全都捐与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来资助清寒学子。截止到2015年，仅从三联书店汇给“好读书”的钱杨二人版税就达1290万元。

杨绛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济世。她曾为自己和钱锺书的生活态度辩护，她说：“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2011年，在杨绛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曾想为她做寿。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曾任外文所副所长，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去家中看望杨先生。他说，从前在外文所英美室，有两位先生是民国前后生人，一位是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另一位是卞之琳，生于1910年12月8日。2000年，所里想要为两位老人同庆寿诞，杨绛拒绝了，说我不做寿。每年朋友们要来陪她过生日，她也都会在电话里轻声地说，我不做寿，你们自己在家吃碗面吧。

2015年5月27日上午，杨绛的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锺书离开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物，也得归其所。

杨绛生前见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死后极尽哀荣，曾对身边的人轻轻叹了一句：何必呢。

在她译注的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是真正的哲者。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89期文章改编：

《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作者/曾焱

《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牛津往事》，作者/蒲实

《最难的学问忘却最深的痛苦》，作者/李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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