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讨论了托克维尔关于现代社会的宗教与伦理之后，这一节我们将进入托克维尔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

在贵族时代，家庭不仅是一种自然亲情团体，而且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政治组织，这一组织的核心正是由自然父亲所承载的“父权”，父权是保存记忆、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认祖归宗，慎终追远，扶掖子女，积善齐家，泽被子嗣。然而，随着长子继承权的废除，子女之间平等化的分家析产，父权的再生机制从此被拦腰截断。经过洛克的如椽之笔，父权与君权之间的精神同构性遭到彻底颠覆。

正是基于父权在传统家庭中的主宰地位，托克维尔指出，在古代贵族国家，社会只知道男子，社会通过父亲控制儿子，社会管理父亲，父亲管理儿子，这样，父亲不仅拥有自然权利，而且被赋予政治上的指使权，父亲是家庭的缔造者和维持者，是家长，父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要纽带，他不仅是家庭的政治首脑、传统的载体，而且是习俗的阐释者，民情的裁断者。其他家庭成员对父亲的“爱”里往往夹杂着些许“怕”；而在现代民主社会，自我判断成为通则，旧的信仰只被作为普通信息，而不是法则，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舆情上，父对子的影响被大大削弱，其影响主要通过劝告，而不是命令。在贵族社会，父亲不仅具有自然法权，而且被赋予指使性的政治法权；而在民主社会，政府的权力伸及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人，使其遵守习惯法，它并不需要如父权那样的过渡性权力。在法律面前，父亲只不过是一位比子女年长一些、腰包鼓一些的公民罢了。在贵族制下，人们往往沉浸在对祖先和过往的记忆，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其言语就是其他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律令，父亲说话时他们必须洗耳恭听，对他毕恭毕敬；而随着社会条件日趋平等，人们开始独立判断事物，传统的信仰只是被作为参考而不是规范，父亲的意见连同他的法律上的权力大为削弱，在民主时代的家庭里，父亲除了对子女的爱抚和老年人的阅历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权力。父子之间祛除了一切繁文缛节，子女对父亲讲话也不再字斟句酌。父亲作为主人和家长身份即便没有消失，至少也大为削弱。如今，家长的父权身份业已消失，剩下的只有父亲这一自然身份。

家庭社会所发生的针对父权的“革命”，与政治社会针对君权的革命，里应外合，彼此呼应，最终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基本的生存处境。而以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性别平等、女权主义为表征的“妇女问题”，也成为现代立法者必须时刻面对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妇女的品质作用于家庭，家庭作用于民情风俗，民情作用于政治，一个民族的品质与其妇女的整体品性密切相关。从吕库古、梭伦到亚里士多德，从加图到普鲁塔克，再到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无论是立法家还是政治理论家，无不将“妇女问题”视为建立良好共和国的关键环节。 

▲布歇《蓬皮杜夫人》

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开篇，卢梭在给日内瓦共和国的“献词”中，就曾这样写道：“我怎么能忘记共和国中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可敬的妇女们呢？是她们给另一半人创造了幸福，是她们的温柔与智慧维持了国家的安宁和善良的风俗。可爱的和道德高尚的女公民们，你们的命运永远左右着我们的命运。当你们只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公众的幸福，才运用你们在夫妻关系中所特有的纯洁的权威时，男人们是感到多么幸福啊！……哪一个粗野男人能抗拒温柔的妻子口中发出的为维护荣誉和真理而行动的声音？当我们看见佩戴在你们身上而倍增光彩的简朴的服饰似乎更衬托女性的美时，谁不鄙弃那些浮华的奢侈呢？你们要运用你们不怒而威和循循善诱的影响力，使人们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维护公民之间的和睦，并通过幸福的婚姻使不和的家庭重归于好，特别是要运用你们容易为人接受的教导和高雅的谈吐，去纠正我们的青年人从其他国家学来的坏毛病；他们在那些国家，不去学那些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反而去学那些浪荡女人娇声娇气的音调和可笑的姿态，欣赏那种我叫不出名字的所谓公子哥儿气派，实际上，这种气派乃是掩饰他们内心空虚的无聊的东西，与庄严的自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愿你们永远像现在这个样子，作良风美俗忠实的守卫者，作国家安宁的纽带，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为了尽天职和行美德而继续发挥你们的热情，继续行使你们自然的权利。”（29-30）

家庭是敦化风俗、涵养性情的重要场所，而在家庭里，妇女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美国的“自由民主”之所以未沦为“人民民主”，一方面得益于宗教，另一方面则依托于家庭。宗教能够主导妇女的灵魂和德性，而妇女的德性则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民情风俗。在美国，宗教引导民情，它“通过约束家庭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民情的极端严肃源自宗教信仰，在那里，“宗教并不抑制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却是绝对的，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正是妇女。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尊重婚姻关系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持有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372）

在美国，感情而非血统或银行账户构成男女结合的首要因素，这样结成的家庭夫妻关系和谐、恩爱而且稳定。幸福的家庭代表着井然有序、舒适安闲，这能够逐步销蚀男人们的暴虐和好斗脾性。可以想见，这样的男人在政治生活领域也会倾向于理性和秩序。与此适成对照，“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动乱都导源于婚床不远处的壁炉旁。正是在这里，男人们蔑视自然纽带，纵情娱乐，杂乱无章，性情倔强，欲望失衡。在家里被裹挟于浮躁的激情，导致欧洲人在政治上难以接受国家的立法权威。而在美国，男人们暂时离开政治世界的喧嚣，回到家里，温馨的氛围，使他们立刻沉浸在安逸和宁静之中。身心愉悦，简单而自然，单纯而平和。只要在家庭生活中享受到幸福的时候，男人们就不难控制自己的意见和倾向。”（372-373）

欧洲人通过扰乱社会以逃避家庭的不幸，而美国人却在他们的家里就养成爱好秩序的品性，并将这种品性带入国家事务当中。而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美国，托克维尔却找到了成功的典范。既然民情（道德）是自由社会的基础，而妇女则是民情的载体，那么，妇女的处境、习性、舆情便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合众国，清教主义与自由政体、以及民主的社会状况相结合，妇女享有相当的独立性。美国妇女在进入青春期之前就已经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她们能够冷静而自信地面对社会的艰险。所以，我们在美国女人身上很少发现欧洲女性成长过程中的那种幼稚的怯懦和无知，她们的脑海里是纯粹的德性，而非朴素的贞操。她们享乐但不纵情，理性使她们举止得体。而法国却仍然延续了贵族时代的教育模式，战战兢兢、内向孤僻、与世隔绝，随后不加任何引导和帮助，就将她们抛入民主社会的无序之中。美国人知道，只有教会女人们自己控制自己，否则她们心中最为暴虐的激情将无法得到抑制。应当使妇女们知道如何自觉维护德性，不是让女孩子永远处于无知状态，而是让他们通晓一切：“由于他们无法防止妇女的贞操常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的自由意志力，而不依靠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已被推翻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怀疑自己无能，而是不断设法增强妇女的自信力。”（810）不是将世界的败坏向她们掩盖，而是让她们直接面对，自觉规避，在诚实和天真之间，她们更注重诚实。理性和宗教构成了美利坚女人德性的两大支柱。总之，新的时代需要一种自由教育以保护妇女免受他们周围民主的制度和民情所带来的种种危险。

美利坚妇女一结婚即失去了她们的独立。当初生活在娘家，尽享自由和愉悦，如今却如同修女一样住在夫家。美国妇女自我约束的动力不仅来自舆情，而且是她们个人意志作用的结果。作为妻子，个人的愿望服从于家庭责任。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一进入社会，就已经认识到这样做于她自己是如何重要，教育已经使她意识到结婚将意味着什么，婚姻对她来说并不是陷阱，她能够自觉地对自己加以约束。在美国，家长对子女的约束很松散，但婚姻纽带却很牢固。美国妇女是在成熟并能够运用理性的情况下才结婚，而在其它地方，女人在婚后才开始学会使用理性和变得成熟。她们在婚前已经清楚地知道通往家庭幸福的唯一道路，既然走上去了便义无返顾。从独立的女孩到矜持的妻子，角色变了，习性变了，但精神依旧。 

在贵族社会，婚姻是为了合并财货或门当户对，而不是出于两情相悦，永结同心。女人即使摆脱了父母之命，由于没有受过民主教育，她们并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在民主社会，男女结合则首先出于思想的投合，自主择偶使妇女有机会运用她们的理性和意志做出自己的选择。条件的平等尽管不能使男人保持德性，但至少可以防止他们德性败坏所带来的危险，由于德性能够自立，所以在民主社会，我们发现大量的妓女和忠实的妇女同时并存。这在个人层面可能很不幸，但对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并无大碍：“使社会陷入危险境地的不是某些人的败坏，而是所有人的懒散。在立法者眼里，私通比卖淫更可怕。”（819）

托克维尔发现，欧洲人忽视了性别之间的许多特质，他们不仅要男女平等，而且要男女一样，让她们承担同样的职责、责任以及权利。殊不知，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却使两性都因此遭到贬损，使他们将自然的造物这样粗鄙地混合：“他们赋予男女以同样的职责，给予男女同样的义务，授予男女以同样的权利，也就是在劳动、娱乐和公务等一切方面抹杀男女的差别。我们可以不难想到：强制两性平等，反而会损害双方；硬叫男子去做本来应当由女子去做的工作或者相反，必然出现一些柔弱的男人和一些粗野的女人。”（82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利坚人那里，既然自然赋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身体和道德结构，那么，它的目标即在于将这些不同的素质派上最合适的用场。所谓进步并不意味着将男女这两类不同质素的人等量齐观，而是让男人和女人都能施展他们各自的长处，更好地完成各自的职责。在美国，两性之间的行为始终有着明确的界限，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以同样的步伐前进。虽然美国女人时常表现出男人的理性和旺盛的精力，有时在心智方面也和男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她们在外表上总是那么优雅，举止上充满女人味儿。美国人从未想象民主原则会推翻婚姻权力，搅乱家庭权威。他们一直认为家庭乃至任何联合体要能够发挥效力，必须有一个主心骨（家长），而在婚姻这一联合体中，男人往往是自然的主心骨。由夫妻组成的小社会与大的政治社会一样，民主的目标在于规范以及使权力正当化，而不是破坏一切权威。美国女人并不认为主动放弃自己的意志是低人一等，而认为这是她们的荣耀，主动接受羁轭而不是逃避，这正是她们的伟大之处。别看欧洲男人整天“Lady First”（女士优先），他们内心并不把女人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将她们视为诱人却并不完整的人。在欧洲，男人和女人往往有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发生在一方身上可能构成了犯罪，而在另一方可能只是无足挂齿的小过失；在美国，无论是诱惑者和受害者，都一视同仁，他们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并不做不公正的区分。他们并不认为男人和女人有权利和责任做同样的事情，男女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但命运是不同的，他们的差别在于运用才智和理性的方式方面，因此，“尽管合众国的妇女很少离开家庭这个小圈子，在某些方面依附于家庭，但在我看来，她们的地位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如果有人问我这个民族为何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我的回答是：那里有优秀的妇女。”（826）

▲肯尼迪与杰奎琳夫妇

在这里，托克维尔有关美国妇女的论述，与其说是一种事实陈述，还不如说是一种理想建构。托克维尔“历史之眼”与“理论之眼”并用，在这里，托克维尔将家庭、妇女作为透视现代民主社会的一扇窗子，他毋宁是在借历史之眼开启未来立法家的理论之眼。在托克维尔看来，与民主社会的公民一样，对于家庭革命中解放出来的妇女来说，如果能够施以正确的自由教育，让妇女掌握自由的技艺，重建家庭秩序，敦化民情风俗，进而使共和国保持繁荣稳定，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百年前（1923年），鲁迅先生曾借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家出走的情节，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发表演讲，认为出走之后的娜拉只能有两条路可选：不是堕落，就是回家。“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闭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借题发挥，他向国人提出的这一耐人寻味的问题，不仅意在提示成千上万觉醒后的娜拉（新式女性）所必然遭遇的新的艰难处境，更是承载着他对现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文明未来命运的深沉忧虑。

娜拉走后怎样？同样也是托克维尔著述的核心问题：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带给人类的将是怎样的政治和道德后果？整个基督教文明即将面临怎样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曾经心向往之、念兹在兹的所谓现代文明，是迈向理想世界的阶梯，还是注定会沦为纵欲者们狂欢的舞台？

好的，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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