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熟悉了托克维尔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之后，这一节我们进入托克维尔另一部重要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一开篇，托克维尔即明确自己的如下著述旨趣：“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早在之前数年考虑该书的论题时，托克维尔便坚信自己“比写《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更有能力处理好一个重大政治著作的题材”，这个题材不仅要能够激发和发掘自己的全部潜能，而且其中隐含的问题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即“对目前时代的整体性反思和洞察、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判断，以及对其可能的未来的预见。”法国大革命继往开来，其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剧，但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却是一大堆零散且毫无头绪的碎片，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能够掌握、分辨、取舍历史事实，而且能够揭示这些事实背后所隐藏的当事者的“感情、习惯、思想”，进而通过完整的视角，对历史作出整体性的思考和评价。为此，托克维尔遍览18世纪的相关著作，仔细研读当时政府的所有公共文告、三级会议及省议会记录、三个等级起草的卷帙浩繁的陈情书，从这些“法国旧社会的遗嘱”中，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的突出特点。……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旧制度于大革命》，31）

从写作方法上来看，托克维尔明确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不会致力于描述事实，而在于评论事实，它应当能够揭示特定的历史事件背后蕴涵的有关人类事务的普遍真理，将历史与思想、历史本身与历史哲学、政治史学与政治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为了迁就历史思想任意剪裁历史事实，又不能沉溺历史事实，一叶障目，无法自拔。在这一方面，托克维尔将孟德斯鸠奉为最高典范，在托克维尔看来，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既能娴熟掌握事实，又能游刃有余，权衡取舍，不仅有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更有对普遍历史意义的历史真理的揭示。为此，托克维尔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定的著述目标在于：不是对帝国历史的重新叙述，而是对这段历史的整体性思考和评价：“我将着力去理解主要事件，让读者明了产生这些事件的各种原因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如何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它运用的是哪些手段；那个帝国建立者的真正特性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他的成功，什么导致他的失败；他对世界，特别是对法国的命运的短期性和长期性的影响是什么。”（《书信集》，193）作为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政治学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聚焦的政治社会，不仅包括那些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且那些法律创制所折射出的人们的观念形态、情感信仰、心灵习性。在托克维尔心目中，“最发人深省的、对读者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那些并不试图向读者教条主义式地宣扬符合规范的看法，而是把读者的思考引上能导向真理并使他们能像作者一样发现真理的道路的著作。”（《书信集》，223） 

▲大革命前大部分欧洲国家仍然延续着中世纪以来庄园制之下农民对贵族的人身依附传统

《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综论大革命表现出的诸多一般特征。诸如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相互强化，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呈现出普遍的疲态和衰败之势。大革命摧枯拉朽，给之前数百年时间里不断走向衰败的封建制度最后致命一击，并在封建制度崩溃的废墟之上，用旧制度的瓦砾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旧制度与大革命》，60）这一事业正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行政中央集权制即“民主式专制”。

第二部分，揭示大革命爆发的“长时段”根源。其中前七章聚焦旧制度下政治国家的不断强化，即旧制度下中央行政集权的形成；后五章揭示公民社会的弱化，即阶级之间彼此撕裂、相互敌对的根源。与德国农奴制相较，随着法国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的受压迫感非但稍有缓解，反而更觉强烈直至难以承受。领主贵族和教士虽然不再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却依然保留了大部分封建特权，诸如市场税、磨坊税、土地税、什一税等各种特权，这种种特权在业已被平等化吊起胃口的农民眼里，愈发激发起他们刻骨的怨恨：“不管它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和嫉妒。”（73）而随着教士和贵族在政治上不断边缘化，传统贵族国家开始让位于现代官僚国家，以巴黎的绝对王权为中心，御前会议、总监、大臣、总督、总督代理组成整齐划一的行政官僚系统。集权式的官僚国家无远弗届，无所不能，操控一切，包办一切，中央政府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监护人，俨然人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为缓解帝国财政危机，从路易十一开始限制城市自由，到路易十四索性将其彻底摧毁，城市从此完全隶属中央，市镇地方事务俨然成为地方官僚寡头集团的私人事务，与地方民众了无关联。农村教区事务的管理，从先前的领主（士绅）转到依附于总督代理的社区官员，在教区居民眼里，教区职务不再是荣誉，而是额外的负担，教区自由名存实亡：“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tutelle/tutelage）治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91）中央政府无远弗届，统一领导，操控一切，行政整齐划一：“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切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97）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却将中央集权制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大革命的开端和标志，也被视为大革命的主要功绩之一。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层层汇报审批，本来可由地方自行处理的事务，在各种看似合理的繁复手续中，被无限期地推诿拖延。政府为限制民众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对报章杂志事无巨细，严加管束。政府热衷创新，随兴所至，任性自为。法律法规，朝令夕改，加之执行中却经常援引例外，专横跋扈，致使法律遭人蔑视。中央政府大包大揽，承担无限责任，民众沦为纯粹袖手旁观的“吃瓜群众”，每个人都会因私利受损而指责政府，甚至是那些无法规避的天灾，也归咎于政府。作为行政集权的表征，巴黎迅速成长为帝都，其地位不断攀升，影响不断壮大，俨然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帝国运转的唯一原动力。这样，行政集权制与巴黎至高无上的权力，既是1789年旧君主制迅速垮台的主要原因，也是之后法国历届政府走马灯式地不断更迭的重要根源。

第二部分从第八章开始，托克维尔转向对行政集权下公民社会的观察。行政集权治下的公民社会，支离破碎，每个人只顾自己，对他人或集体漠不关心。贵族对社会丧失了管理权，经济上也日趋贫困化。与此同时，贵族却享受许多免税特权，致使法国贵族既贫困又骄傲，俨然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种姓。与自发实现资产阶级化的英国贵族不同，法国根深蒂固的行政集权将整个社会的政治自由清除殆尽，致使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不仅彼此区隔，而且相互敌视：“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这两种人只是在私生活中偶尔相遇。这两个阶级不仅是竞争对手，他们已成了敌人。”（125）随着领主纷纷迁居城市，农村日趋成为一个个被荒废的孤岛，农民沦为弃民。在18世纪帝国全盛时期，农民，这个被抛弃的阶级却不得不承受包括军役税在内的各种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农民真苦，农民真穷，社会的发展非但未给他们带来丝毫红利，却将他们无情地打入苦难深渊无法自拔：“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赋予，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166）就这样，在法国社会，人们变得日趋平等、彼此相似的同时，却变得相互隔膜。社会变得均质化的同时，却日趋离散化、原子化。长期以来，所谓的开明专制使同胞要么形同陌路，要么彼此怨恨，视对方如寇仇。人人皆平等，个个如奴隶，中央集权制分而治之，使其治下的民众步调一致，自戕个性，性情柔顺，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萎靡不振，在公共生活中变得软弱无力，对政治事务漠然置之。人们的性格变得苟且偷惰，奴性十足，自由公民特有的自豪感、荣誉感和阳刚之气，在他们身上了无踪迹。而建立在如此脆弱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大厦，基础一旦动摇，便难免轰然倒塌。在对18世纪法国“三农问题”的糟糕状况和农民的悲惨处境做了仔细分析之后，托克维尔这样写道：“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但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171） 

▲法国大革命爆发

第三部分，托克维尔转向分析大革命爆发的“短时段”原因，诸如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文人政治”、去宗教化的激情、政治自由的泯灭、社会越趋向平等与社会对特权的承受度反而下降的悖论等等。“文人”（hommes de lettres）在政治上的突出地位和强烈的去宗教化激情，正是法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托克维尔曾向友人博蒙坦言，这是令他投入心思和花费功夫最多的两章：“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我行走在一块灼烧的土地上，因为在大革命最初的精神中留下来的可能是最强烈的部分仍存在于文学中，在今天，唯一仍然能以团体精神与其前辈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人是文人。”（《书信集》，253）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文人”，正是18世纪以“百科全书派”（Encyclopedia）为代表的启蒙哲人群体。他们执念理性法则，执迷抽象观念，由于缺乏政治自由，这些文人作家们对政治的具体实际毫无体认，对政治的基本常识毫无感觉，但他们却格外热衷谈论政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充满道德色彩的布道式语汇，粪土历史，臧否当世，“启蒙”舆论，动员群众，号召人们与旧社会一刀两断，并将其彻底摧毁，永远抛弃，扫清屋子，另起炉灶，从新请客。铺开一张干净的白纸，凭借纯粹的理性，重新勾勒新社会的美好蓝图。先贤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将这批文人作家称为“政治文人”（political men of letters），这种“新人类”借助手中如椽之笔，以犀利刻薄的语词为投枪，直指所有他们眼中的一切社会不公与不平，这些“无神论的教士们”，他们以先知自居，以道德家自诩，以布道家自任，他们“装出对穷人和卑贱者的极大热情，同时他们用种种讽刺极力夸大宫廷、贵族和教士的错误，使之令人憎恶。他们变成了一批蛊惑者。他们为了偏袒一个目标，就成了连结令人憎恶的财富和激动不安的、绝望的贫穷二者之间的一条纽带。”（柏克：《法国革命论》，149）在这批“政治文人”身上，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解释世界，他们还要改造世界，而且坚信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从此，西方精神传统中长期以来小心维护的哲学与政治、信仰与帝国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在启蒙哲人那里被彻底消解，“哲人”不仅“真诚”地追求真理，而且以自己认定的真理为依据，义正辞严地批判现实，改造现实。哲学走向政治化，且不断走向癫狂，颠覆和批判俨然被他们视为高尚“天职”；政治也走向哲学化，政治为此开始变得疯魔，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俨然自然正当。政治与哲学分则两全，合则两害，政治与哲学彼此合流，既糟蹋了哲学，更败坏了政治（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甘阳序言，60）。在这里，托克维尔并非意在谴责18世纪启蒙思想本身，事实上，其中不乏许多“正当的、合理的、可行的部分”，而且其中不少已然成为托克维尔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我并不主张责怪那些想要消除这些弊病的人，而是谴责他们攻击旧制度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验之匮乏使他们在这一必须的事业中表现出的精神。”（《书信集》254）这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革命断头台背后的精神支撑，却是启蒙哲人充满人道情怀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治言论“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机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182）  

好的，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进入托克维尔关于帝国的兴衰的论述。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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