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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中行生前回忆他初次上门拜访王世襄，把一路经过写得很仔细：

“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

王世襄在芳嘉园后院门前，旁边是他自制的信箱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东城的这个四合院里。他在这里生活了几乎一辈子。这里门牌原本是芳嘉园胡同3号，上世纪60年代，北京调整了一次街道编号，于是变成芳嘉园15号，以后就一直沿用，直到90年代末北京启开一轮旧城大改造，这个院子也就随之消失在了推土机下。

芳嘉园这个四合院，本是王世襄的父亲在王世襄出生那年购置的，有他一家人的全部生活。

王家属于福建望族，出过状元，世代为官。到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迁北京。再到他父亲王继增，已经是受洋务思想熏陶的新派人物。王继增入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跟从驻法公使孙宝琦，做了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王世襄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任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后来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直到20年代末才从官场退隐，做了寓公。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这对他后来的生活态度和治学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比较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方面倒是少被提起。王世襄记述，他父亲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保留了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恪守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必须到他房里去请安。

家里的布置，也是中西合璧。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形容，芳嘉园的院子很“不格局”，但这其实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各屋都有卫生间，卫生间里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大开间平顶房，放置了一套从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的高背餐椅。他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菜式则是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式西餐，如：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西法大虾、咖喱鸡等。他们家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的菜谱，王世襄从中学会了很多菜，也教会了家里一位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的西餐来。

少年王世襄与父母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上的是美国学校，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他后来爱上明代家具研究，最愿意结交的也是民间各路工匠。他英文好，晚年总当作得意之事告诉晚辈的，是第一次开蒙写英语作文，写的就是养蛐蛐的事儿。再后来，每次写作文，篇篇养鸽子，老师怒而掷还。

王世襄这些爱好和性情，其实受他父亲影响有限，而和他母亲关系极大。

王世襄的母亲名叫金章，也是大户人家出身。金家祖籍江苏南浔，做蚕丝生意发的家，到王世襄外公一辈，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院的新派巨贾了。1900年，金章兄妹5个被家里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生活和学习了5年，和王继增结婚后，又陪伴做外交官的丈夫去到巴黎常驻，其见识和眼界，绝非寻常中国女人可以相比。两个儿子相继出生，金章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名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也主要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5个都有很高的书画修养。大舅金北楼擅花鸟山水，回国后在北京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他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被尊为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后来都早逝。另外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誉为近代刻竹第一家。金章也精通书画，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还写过四卷本的《濠梁知乐集》，讲如何画鱼。

除了这些耳濡目染，王世襄最不能忘记的是小时候，母亲对他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早夭。王世襄晚年在回忆中写道：“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放学回家后，再由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都是老北京人所谓的“武玩”，即身体不好玩不下来。这些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母亲却一概应许他，因为对身体有益。王世襄晚年跟身边人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顽劣，母亲又怎样开明，爱讲那件上房赶鸽子的故事：他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中三间瓦房的屋檐全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经常从正房的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有一次，母亲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之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止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这些野性的自由生长给了王世襄健壮的身体，也让他日后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不至于自弃。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系，这是父亲所期望的结果，可他并不喜欢。对那段经历，他在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上大学后，王世襄独自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一个20多亩的大园子里，那是父亲在他读初中时就买下的，外人都叫它“王家花园”。听起来很排场，但据王世襄描述并非豪门深宅，而是一个大菜园子，里面有很多树木、花草，几排平房，几畦菜地。这样正合他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经常请来养虫和养鸽子的民间奇人，住进园子里，陪他种葫芦、遛狗、捉獾、养蟋蟀，把王家花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乐园。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之女、校花才女赵萝蕤新婚，那一时期也在王家花园借住。王世襄贪玩，常常晚上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岭去，跟人遛狗捉獾，玩到半夜跳墙回家，陈梦家夫妇没少受他惊吓。

1936年，燕京大学时期的王世襄在王家花园里

王世襄在燕京大学的纨绔故事，黄大刚听他父亲黄苗子也讲过一个，说他刚考入燕京大学那会儿，还是有钱人家公子的做派，每天穿得很光鲜，身后跟一个老家人，手里还抱一条狗，总在学校周围逍遥。高年级有几个学生看他很不顺眼，趁他有次落单，上前摁倒就往地上猛蹾，把这个新生给收拾了一回。其中参与收拾他的一个人，后来跟黄苗子也认识，好多年后到芳嘉园15号来玩，说起王世襄挨蹾这件事，黄苗子就把王世襄叫过来，两个老校友见面哈哈大笑。那已经是五六十年代了。

那么王世襄又是如何从这样一个逍遥公子，变成一个潜心做学问的人了呢？说起来，还是因为爱他的母亲。

1939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就在这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了。虽说是因为久病不治，他却自责，认为是自己不肯上进，才导致母亲伤心早逝。自那以后，他性情改变。1940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研究院。他摒除了从前的玩好，开始在园子里认真读书，用3年时间，完成了一篇4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1943年，从燕大毕业的王世襄听从父亲建议，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南下重庆，在梁思成主持的李庄时期营造学社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虽然只在营造学社工作了两年，他日后对明代家具的喜爱，他和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以及传世之作《髹饰录》的半辈子缘分，以及未来一生中的最灰暗和最灿烂，却都是在李庄埋下的伏笔。

在李庄，王世襄有机会读到了朱启钤发现并刻印的古籍《营造法式》和《清代匠作则例》，他因此对传统家具发生兴趣，也对朱启钤十分景慕。马衡、梁思成、朱启钤，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成为王世襄人生路上的帮扶者。这样的幸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

在王世襄心里，朱启钤是有着极重分量的前辈：他是中国第一所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也就是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雏形。他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时期，改建了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形成北京城区最早期的现代规划。他在1930年筹资成立的营造学社，则奠定了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基础。

1949年8月，王世襄结束他在美国的博物馆考察行程后，回到故宫博物院出任古物馆科长。他前去拜见朱启钤，说起在海外目睹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髹漆技术的重视，朱老于是取出自己刻印的一本明代古籍：《髹饰录》，嘱咐他利用回故宫工作的条件，下工夫重新注释此书。

《髹饰录》是明代隆庆年间一个名叫黄成的漆工所记述的漆经，后经嘉兴人杨明逐条加注，但年代久远、术语名词多，一般人很难读懂。更可惜的是，这本唯一存世的中国古代漆工专著却仅在日本藏有孤本。1927年朱启钤几经周折，向日本的寿禄堂主人借出抄本，自费刊刻200部，这才在国内有所流传。同时期经他刊刻保存的另一宋代古籍就是《营造法式》，两书的木版后来都被收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二八”事件后，不幸毁于侵华日军的大轰炸。

《<髹饰录>解说》，作者：王世襄，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王世襄是何时正式开始注释这项漫长工作的？他在故宫的同事、文物专家朱家溍有段文字回忆。朱家溍写道：“有一天他说：‘你看过《髹饰录》没有？’我说：‘只知道有这个书名，没见过。’他拿起一本仿宋精刻的线装书给我看，说是朱桂老给他的。他说打算用通俗的语言注释，使研究漆器的人都能看懂。我到他的桌子旁边，看见他在一叠红格毛边纸上已经写了几行字。这就是他对于《髹饰录解说》工作的开始。”

但是安心著述没几年，王世襄就遭遇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磨难。个中曲折，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战时文物清损工作说起。

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1945年9月，还在李庄营造学社工作的王世襄由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同时推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参与追还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溥仪匿于天津张园的那批清宫旧藏。1946年底，他作为清损会专员又赴日本押送一批善本回国。1948年5月，他被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回国，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和陈列部主任。这样一段异常清晰且不负使命的历史，在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后竟定性有重大问题，先进了东岳庙的学习班，后又关进看守所审查10个月，直到查明没有贪污盗窃才被释放。虽然洗去了不白之冤，文物局和故宫博物院却仍将他解雇除名，通知自谋出路。1957年为此事不平而鸣，他又被划成“右派”。

这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王世襄后来在各种文章中屡有提及。他在《自珍集》序中写道：“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劳、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

朱启钤一番托付，当时就是他“自珍”的目标，他倾其半生近30年时间，为的是不负一诺。《髹饰录解说》的初稿，王世襄从1949年冬一直写到1958年秋，跨时近10年。脱稿后，当时已经86岁的朱启钤为他写序。王世襄心知在当时政治环境下难以出版，于是将书稿冒险送到一家小誊印社，自费油印了200册，分送给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工匠、学者。在封面上，他连名字也没敢署，只印了自己的字号——“王长安”。

为了搞懂髹饰技法，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王世襄曾遍访北京匠师，其中有一位多宝臣老先生，给他的帮助最大。多宝臣18岁学艺，师从清末名匠刘永恒。刘永恒多年承应宫里营造司定制器物，一手彩绘、描金、雕填、堆漆技法，都传给了多宝臣。1953年，多宝臣63岁，经王世襄推荐进了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王世襄对他执弟子礼。有两三年时间，王世襄基本每个周日都去多师傅家学习，看他操作示范，为他做详细记录。他还将多师傅请到芳嘉园15号，请他现场修复一件描金柜架的残器，自己在旁打下手，做记录。

为了多做实物印证，只要听说谁家有传世漆器，他一定会想办法上门拜访，拍照、做拓本、量尺寸。黄大刚回忆说，他听王世襄的儿子王敦煌讲，王先生在写《髹饰录解说》这本书的时候，弄得院里三家人都快疯了，凡谁认识跟漆有点关系的人，都要给王先生提供，凡看见什么上漆的东西，王先生就要问：这你有用没用？他要拿走琢磨。

经过这样逐条逐句的整理、印证、补充，到最后书稿完成时，注释篇幅是原著篇幅的20倍。

这本油印册，王世襄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段勉力完成，更不知道有无正式出版之日，即便如此，他对朱启钤先生的交付也尽可能隆重相待。朱家溍生前回忆里说，“记得那天他把书送到我家，线装一厚册，瓷青纸书衣，宣纸木刻水印题签。全书写刻小楷，秀劲醒目，据说是请一位高手乌先生写刻的。”

1998年，《髹饰录解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朱启钤先生已辞世多年。王世襄捧书去到朱府，面对朱老遗像恭行了大礼。

我们知道，除了平心静气做研究之外。王世襄一生也爱收藏，尤其钟情于明式家具。那么，他对于明式家具的喜爱来自哪里？他又是如何开启个人收藏的？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为大家讲述。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87期文章改编：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作者/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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