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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和明式家具的渊源，除了家庭从小熏陶以及40年代在营造学社两年经历，和他与古文字学家陈梦家的那段交往也颇有关系。

1956年，陈梦家用自己撰写《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购置了钱粮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那原先是王世襄舅父的房产。那时陈梦家尚未被政治运动的飓风刮入深渊，他做古文字学问，也爱古家具收藏，经常委托勤快敏捷的王世襄将自己购买的家具送去小器作抛光修理，加上那几年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也逐渐窥得古典家具的堂奥。

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序言里，王世襄曾回顾自己和陈梦家的趣事：梦家此时已有鸿篇巨著问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买我买不起的家具。例如那对明紫檀直棂架格，在鲁班馆南口路东的家具店里摆了一两年，我去看过多次，力不能致，终为梦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样把大量精力倾注到学术研究中，经常骑辆破车，叩故家门，逛鬼市摊，不惜费工夫，所以能买到梦家未能见到的东西。

王世襄在观察葫芦上的蝈蝈

年轻时养鸽子、抓蛐蛐练就的体力，混迹市肆和奇人异士打交道的经验，王世襄在收集研究古董家具时全用得上。他有个带大货架子的自行车，能载一二百斤重。他在架子上常备粗线绳、麻包片、大小包袱，有时间就骑着到处看家具，买到东西就捆上车带回家，朱家溍就不止一次碰见他，车上带着小条案、闷户橱。北京天坛北侧，过去有明清时期的鲁班祠和行业会馆，那里的街道也因此被人叫作鲁班胡同，里面聚集了很多老北京的古旧家具修复作坊和商铺，王世襄早年最常去那里，有时候也去马甸的晓市。碰到原主不肯卖或者他买不起，王世襄就央请人家准他拍照，他自己带着摄影师和拍照用的灰色幕布、木架子上门，或者将小件的借出来，用自行车驮到王府井照相馆去请人拍。如果这样也不成，他就会说好话，求人家让他量尺寸、画草图。最坏的结果当然是被拒之门外。

对他诸种遭遇，朱家溍先生在1989年《明代家具研究》出版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我的母亲也很喜欢他有一股肯干的憨劲，一切都给他方便，工作当然就比较顺利，但力气还是要费的。可是去别处就不尽然了。譬如有的人家或寺院，想拍的不是在地面上使用着的，而是在杂物房和杂物堆叠在一起，积土很厚，要挪移很多东西才能抬出目的物，等到拍完照就成泥人儿了。还要附带说明一下，就是揩布和鬃刷子都要他自己带，有些很好的家具因积土太厚已经看不出木质和花纹了，必须擦净，再用鬃刷抖亮才能拍摄。这还属于物主允许搬动、允许拍摄的情况。若是不允许，白饶说多少好话，赔了若干小心，竟越惹得物主厌烦，因而被摒诸门外，那就想卖力气也不可能了。但世襄也不计较，还是欣然地进行工作，好像永远也不知疲劳。像这样全力以赴地搜集资料，一直到60年代中期，人人都无法正常生活时才完全停止。”

等到了70年代后期，多了活动自由，他又故态萌发，开始骑着车到处看家具。如果假日有两三天，他就自费跑去苏州和广东考察家具产地。

收回之后，保藏这些家具成了劳心费力又担惊受怕的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芳嘉园的院子里先后挤进来近10家人。王世襄夫妇眼见躲不过抄家，为了不让收来的家具被毁，他们抢在抄家前都上交了，侥幸躲过一劫。

1983年，王世襄（左）搬运五足内卷香几准备拍照

到了80年代，他家被抄没的物品陆续退还回来，被占走的那些房子却没法退，烦恼就来了：百十平方米的几间北房挤得满满当当，近百件珍贵家具只能摞起来，二老每天惴惴过日。王世襄的弟子、明清家具专家田家青回忆当年情形，说到了冬天最难办：“每当冬季屋里第一次点火生炉子那天，别提多让人担心了。各种杂物距火炉的位置，真是到了安全距离的极限，让人感觉火炉周围随时可能燃烧起来。”

王世襄收了四把明代一堂的牡丹纹紫檀椅子，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但从没有一起摆出来过，因为家中狭小，书房放下一张紫檀大案和一对牡丹纹紫檀椅子，就没什么余地了。

王世襄真正开始为明代家具研究著述，是在1980年正式落实政策、回到文物系统后。他那年66岁，被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一些20出头的小年轻成了同事。他当时也没名气，在小同事的印象中就是成天提一个破筐，里头搁两根黄瓜就上班来了。

王世襄开始写明代家具书，文物出版社派了一个摄影师去帮他拍家里的藏品，还有两个年轻人做助手。其中一个助手名叫杨术，也是文物摄影师，后来和王世襄成了忘年交。他说，紫檀、花梨的木器都重，一般至少需要三个人才能抬动。有次抬那个紫檀大画案出来拍，他们两个小伙子抬一头，王世襄一人抬一头，那时候他就觉着“这老头儿厉害”。

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出版，里面有王世襄收藏的数件重器，包括：宋牧仲旧藏明紫檀大画案，明紫檀黑髹面裹腿霸王枨画桌，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大平头案，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形南官帽大椅四具成堂，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亦属最重要的家具收藏之一。

房子退不回来，申请换房也一再落空，王世襄不得不考虑为这些家具收藏找一个妥当的归宿。老友朱家溍过去的遭遇，更是不时提醒他，就算捐赠，也要找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朱家曾将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收藏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运送中无专业人士同行，货车司机为了拉点私活儿，把这批家具中途卸载在一家客店的院子里堆放了5天，之后才又重新上车运到承德。结果这批家具损失惨重，其中一只极为贵重的清乾隆紫檀圆墩，被摔掉一个牙子和托腮，另一件造型极为优雅的紫檀嵌玉小宝座，丢失了腿足及托泥，不得不送回故宫修复。此事最后也无人追究，只有王世襄撰文《萧山朱氏捐赠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庄盗宝大案》，记述、声讨此事。

在王世襄犹豫之时，1992年，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带给他一个消息。当时上海博物馆刚修了新馆，家具馆里却没有家具可供陈列。香港商人庄贵仑为纪念其先人，表示愿意出资买下王世襄的收藏，再以自己的名义赠与上海博物馆。王世襄觉得这不失为这批家具较理想的去处：不致流离分散，可供人欣赏，国内的国家级博物馆也从此有了专室陈列古典家具的先例。至于他自己，“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

2001年，田家青（左）与王世襄一起讨论“明韵”系列家具

据田家青回忆，王世襄当时对庄贵仑说，只要他能够答应一件不留而全部捐给上博，自己的79件明清家具就全部奉上，并且对价格决无二议。1993年2月，在马承源的安排下，这批收藏终于从北京安全运到上海博物馆。

后来有人议论他那不算捐赠，因为卖钱了。可他们谁知道他的这些真实想法呢？王世襄身边亲近的晚辈、书画鉴赏家萨本介向我确认，当时这批家具出让的价格是100万美元，他说“顶多值到全部收藏十分之一的价值”。紫檀大椅一共四把，上博本来只要王先生让一把，可他坚持将其余三把也一并送去了，他跟萨本介说，让它们散了是罪过。

1998年，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曾到过上博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时陪他们参观的上博专家王运天回忆：可能是有点睹物思情，二老那次并未在陈列他收藏品的“明清家具馆”里多停留，倒是坐在地下的贵宾室里和大家聊了很长时间。这之后，王运天去北京出差，给王先生打电话道歉，说这次可能没有时间登门看他了，没想到王先生让他时间再紧张也去家里一趟，有件家什托他带给上博，并在电话里接连嘱咐了两次：“一定要来！”见面后他才说出原委：有个老朋友到新居来看他，见一件旧家具都没有留，就将王先生当年送自己的黄花梨小交阢又还给了他。王世襄跟王运天说：“殊不知，没有就没有，现在又来一件旧物，反倒不自然。我在我出版的图录中唯此一件不在上博，这件我就捐给上海博物馆吧，成全了上博，也成全了图录中的家具不再散失。劳你带去，话不多说，你赶路吧！”

上海博物馆的中国明清家具馆

王世襄口中这个送还黄花梨小交阢的朋友，是梁思成的学生、古建筑专家杨乃济。上世纪60年代初，王世襄“右派”摘帽后调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为明代家具研究和杨乃济相识，杨乃济后来常去芳嘉园拜访，并为他画过一些线图。“文革”前夕杨乃济被下放广西，王世襄和黄苗子请他吃饭并送行，就在那个晚上，王世襄将他早年从马甸晓市商贩手中买得的这个小交阢送给了杨乃济，算是送他一个远行的陪伴。1983年，为了编写《明代家具珍赏》，王世襄曾将小交阢借回拍照并收录到书中，注录为“杨乃济藏”。1993年，杨乃济听说王世襄家具全部入藏上博的消息，择日便带着小交阢上门来了。一送一还，隔着几十年，两头都是厚谊。

“不冤不乐”，这句北京老话王世襄常挂在嘴上。他给人解释过：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王世襄的“不冤不乐”，于物、于人、于学问，其实有的都是一份情义。

傅万里是已故传拓圣手傅大卣的儿子，有时会帮王世襄先生墨拓铭文。有一天傅万里到王世襄家，聊起养蛐蛐，王先生就问他：蟋蟀谱瞧了吗？他问的是他写的那本《蟋蟀谱集成》，大约是在10年前出版的。傅万里老实回答，说没有仔细读中间的内容，只觉得代序的六首诗好玩。王先生听了就说：其实，那本书我是认真按做学问方法写的。当年促成《蟋蟀谱集成》问世的老编辑蔡耕，对王世襄倾注于这本书的感情自是了解更多。他撰文讲述过“耳听”《秋虫六忆》一幕，王先生烂漫的样子就如在眼前。他写道：1992年5月，我和同事冒着小雨去王家取《蟋蟀谱集成》的书稿，对着清单一一收齐。“最后王世襄取出一沓原稿纸举手扬了一扬，面露微笑说：‘《秋虫六忆》写完了，也交稿了。不过，今天我要朗读一遍，怎样？’众口同声连说：‘好！好！’出乎意外的，王老还朝着老伴袁荃猷说：‘你也坐下来听听。你还没有听过我的全文朗诵哩！’……就这样，一篇两万五千字长文，由一位77岁高龄老人，不疾不徐地全文朗读完毕。王老显得有点兴奋，愉快，也就是劳动者在劳作过后看到自己果实时那种心情的流露。也可能就是‘驱使吾使然而终不悔者，实因无往而不有乐在’了。”

杨术庆幸他在80年代初还跟着王先生去看过斗蛐蛐。

“记得他带我去的是牛街附近一个老中医家。那老爷子白胡子有这么长。大帮人在他家里，有人买来一大摞烙饼，熬一大锅稀饭，弄点猪头肉、羊头肉，吃完就开斗。这文化其实中间已经断了好长时间，但王先生总知道哪里还有人玩。”

杨术见到的老中医，应该就是王世襄在《秋虫六忆》里写到的李凤山。王世襄说自己十七八岁时和他相识，两人在蟋蟀局上交锋过两次，一胜一负，虽然年龄差了十几岁，也从此成为忘年交。

王世襄写李凤山1949年前的几件轶事，活灵活现：“李凤山，生于1900年，卒于1984年3月28日，字桐华，以字行，蟋蟀局报名’山’字。世传中医眼科，善用金针拨治沙眼、白内障等，以‘金针李’闻名于世，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此人常被军阀重金请到外地去坐诊，三月一期，每次3000元大洋。但只要秋天一到，多少钱他也必定请辞，回家来养蛐蛐。有一回，京剧名角余叔岩摆了一个蟋蟀擂台，久无敌手，李凤山去了就胜了，一时名声大噪。余叔岩气恼得当即拂袖而去，经人说合了才重归于好。1992年王世襄写《秋虫六忆》，里面收入不少虫具的拓片和照片，原器就多是这位李凤山的收藏。

王世襄、袁荃猷1945年新婚后合影

这个江湖里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古琴国手管平湖。王世襄夫人袁荃猷善抚古琴，拜师管先生。管先生习画，又曾是王世襄大舅、北派画坛盟主金城金北楼的弟子，所以两家素有往来。古琴国手也是养虫高手，据说他在京城自认第二，平生服气的只有一位人称朱六爷的老头儿。养虫分秋虫和冬虫，秋虫也叫作鸣虫，冬虫也叫作斗虫，管平湖善养鸣虫，王世襄每提及他的本事都满纸景慕：“博艺多能，鸣虫粘药，冠绝当时，至今仍为人乐道。”

他记述平湖先生的一件江湖轶事：鸣虫中有一种大翅油壶芦，身长翅大，十分名贵难求。但如果翅动却不能鸣，任品类多好也身价掉落。有一回，有个养虫家从市场重金买到一个大翅，回去后发现翅动而不出声，就又愤愤退了回去。管平湖听到消息，赶到卖家那里细看了一番，出手重又买了去。过几天，养虫的人都在茶馆聚，“忽有异声如串铃沉雄，忽隆隆自先生葫芦中出，四座惊起，争问何处得此佳虫”。众人于是叹服。

王世襄对“点药”绝技记述得十分详尽：虫鸣分为“本叫”和“点药”两种，本叫是天然鸣声，点药则是用松香、柏油（或白皮松树脂）、黄蜡加朱砂熬成药，形态颜色都类似火漆，将药点在翅上，效果就像音箱，可使虫鸣好听。管平湖之绝，在他选的点药位置竟在翅尖，这在行家看来极不合常规，甚至被视为大忌，他却偏偏这么做了。这份见识非常人可有，恐怕和平湖先生深谙音律不无关系。

对北京近郊可抓蝈蝈的地方，王世襄不但如数家珍，也几乎处处去勘踏过：近点是西山的灰峪、孟窝，远点是代城峪、安子沟。东山主要是东、西葫芦峪。六七十年代他常去的是秦城牛蹄岭，这属北山地界了。这种郊野之乐，“文革”时期帮王世襄排解过很多烦闷。他那时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长途汽车也不太坐得起，只能骑他的大架子自行车进山。通常是半夜出发，太阳出来时正好到达山麓或沟口，然后手脚并用，入沟登山。到了下午3点，必定出山往回赶，就这样也得天黑才能骑进城。每去一回，往返五六十公里，到胡同儿口必定是尘土满面衣衫褴褛，院里大人小孩就开玩笑：“一路上没有人截着您买蝈蝈啊？”

80年代后期，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已经搬出芳嘉园了，有个周日，郁风回芳嘉园去看他们，只有袁先生一人在家，问起王先生去向，说70多岁的老头儿自己一个人跑香山抓蛐蛐去了。

对他来说，还有一件特能显出“不冤不乐”的事就是养鸽子。王世襄大约十一二岁开始养鸽。那时北京鸽迷常去的庙会鸽子市，有隆福寺、护国寺、土地庙、花儿市、白塔寺，轮着日子开。上燕京大学后，王世襄从城里搬到王家花园，得了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京城养鸽高手。从前的王公贵族迷鸽子，府里都有专门鸽佣，王老根就是鸽佣中间鼎鼎有名的，在庆王府做过。他住进王家花园后，教了王世襄许多本事。1999年王世襄写出一本《鸽话二十则》，终于将多年前所见的王老根绝活记述下来，希望别让北京民间的观赏鸽文化断代了。

60年代以后，庙会地方大都改建为商场或文物保护单位，鸽子市搬到了龙潭湖、水碓子、祁家豁子，“无往日之盛矣”。不过在鸽子市搬家之前，王世襄被“三反”运动冲击，早在1953年被迫遣散了他的鸽群。黄苗子他们1958年搬进芳嘉园的时候，他已经不养鸽子，院里只剩了鸽哨和鸽笼。他给自己留的念想是一具水磨白茬的老挎，白茬也就是指本色不上漆，“老挎”就是养鸽人对鸽笼的称呼，他那只据说光亮可爱，“文化大革命”中被街道上的积极老太太拿去养了老母鸡。

十几年后，他和鸽子重续亲密，好像又回到了童稚之年，不过不是在空中，是在纸上。1989年王世襄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接下来用他自己的话说，面临两个方向选择，一个是修改《中国画论研究》，或者另外一个是为蛐蛐、鸽子等北京民间玩好写书。

《中国画论研究》是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时选定的硕士论文题目，1941年答辩时已经写到了先秦至宋末，毕业后他又用两年时间续写了宋元至清，未定稿有70万字。但有位老友跟他说：“世之寄情玩好者，何止千百。能用文字表达者，却罕见其人。有关述作，愿先生好自为之。”王世襄因此决定暂弃画论，在后来十几年里，以耄耋之年，相继写作、出版了《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作。门门绝学，令人叹止。

王世襄记述的对他说了那番话的老友是谁呢？田家青说，据他所知，启功先生、叶义先生，当时都对王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后来启功评王世襄的著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先生一生爱“玩”，难能可贵的是，每一件他感兴趣的小事，都被玩出了一门学问。除了爱斗蛐蛐、养鸽子，王世襄先生对吃饭这件事也颇为讲究。作为一个优秀的“吃货”，王世襄先生在“吃”上有何要求？又如何依靠一手烹饪的绝活征服了一帮眼界颇高的朋友？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为你讲述。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87期文章改编：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作者/曾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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