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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刚是画家黄苗子和郁风的儿子，他在芳嘉园15号住了23年。1958年他们家搬进芳嘉园时，他刚4岁。他们家搬走的时候，他27岁，而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欢的“王伯”，则从一个乐呵呵的壮汉，变成了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在他记忆里，芳嘉园是个很有意思的胡同。隔他们院一个门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叫它“凤凰窝”，后来被科学院收去做过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王爷府，听胡同老人讲，里面从前养马，每匹马上都坐个马猴，也没人看管，马成天绕着胡同跑。这都是黄大刚小时候从胡同里一个剃头铺听来的。90年代末开始拆胡同，桂公府和王爷府保住了，15号院没了。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15号院也非常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搬过去后，住在里院的东厢房，屋前有一架紫藤齐檐高，紫藤架下有个竹篱笆，爬满牵牛花和癞瓜。紫藤枝叶铺展得茂密，夏天里，三间房都没有西晒的时候。5月里，他们用竹竿够下花串，做时令的藤萝饼。东房的南窗外，还有西房的北窗外，都种了沁香的太平花，南边有一个芍药园。王世襄一家住正房，门前一边有一树高大的西府海棠。东边那棵后来老了，枯死了，王世襄把树干锯掉，弄来一个大圆青石板，自己动手用磨刀石打平了，放上树桩做桌面，又弄几个瓷墩儿当凳子，到夏天，院子里的人就在那儿乘凉、喝茶、聊天。

黄苗子一家，为什么会在1958年突然搬进王世襄家的宅院呢？黄大刚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个中缘由。两家能在芳嘉园做邻居，其实是这帮朋友一连串命运急转的开始。

一切还要从50年代那次私房改造说起。解放后公有制对私房的改造，事实上从1956年初已经逐渐开始。王世襄的院里有几间厢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会便天天上门动员，要么他拿出来租给无房户，要么就在他家办街道食堂或者托儿所。王世襄不愿租给外面的人，可又不敢拒绝，无奈之下，他想到自己去找几个朋友来当租户。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大闹天宫》的作者、漫画家张光宇一家，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了芳嘉园15号的“房客”。

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摄于1989年

之前，黄苗子夫妇一直租住在东单的栖凤楼小院里，邻居们也都是文化人，有导演戴浩，音乐家盛家伦，还有剧作家吴祖光和他的新婚妻子、评剧演员新凤霞。王世襄那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和盛家伦是同事，一来二往，也就和黄苗子他们熟悉了。这些人当中有几个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重庆就是老朋友，当时因为郭沫若的一句玩笑话，文艺圈把他们这帮常在一起的流亡文人称为“二流堂”。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二流堂”当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常来往的朋友也受到牵连。他们被上面批判，不敢再住在一起。吴祖光在王府井的帅府园买了四合院，最早搬走。其他人也都在找房。这种情形下，王世襄开口邀请黄苗子夫妇去他家租房住，解了双方燃眉之急。

“文革”开始之前那七八年，15号院还挺热闹的。那段时间王世襄已经完成了《髹饰录解说》的初稿，正在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文博界有几个老朋友，像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朱家溍，书法家启功，都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还有人艺演员吕恩，也喜欢往这跑。黄大刚回忆说，他那时还是孩子，但也记得60年代初有个夏天，3家在一起请客的热闹场面。文博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来了四十好几个人，屋里坐不下了，就在院里摆了4张桌子。3家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一起开餐。客人都自带了粮票，因为那年代粮食按人头限量供应，来客不给钱没关系，但得交上粮票，不然谁家粮食都不够吃的。黄大刚以后回想起来，那次大人们聚会的快乐，可能和62年陈毅在广州对文艺界的讲话有点关系，政治气氛忽然显得略为宽松。

但这样还算平静的日子苦短，更大的离散随后而来：1965年张光宇去世。1968年黄苗子夫妇因为“二流堂”被定性为反党小组而被捕，坐了7年牢。1969年王世襄夫妇被下放，分别在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的干校劳动改造。街道居委会安排几家革命群众搬了进来，芳嘉园15号变成8家人共住的大杂院。

再后来，黄大刚插队回城，在东四副食品商店当过3年多售货员。王世襄买菜常去朝内、东单这两个菜市场，有时候也去东四。对王先生买菜的本事，黄大刚印象深刻。他说，王伯一般到得特早，先在对面的旧文化部大楼前打一通太极拳，7点多市场一开门就进来了，挑好菜悠悠骑车回家，顺路到早点摊给袁先生端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回去，天天如此。他买菜是行家，精到什么程度呢？那会儿蔬菜的定价都是在早上开门后才统一发放下来，交给组长写到黑板上，之前连售货员都是不知道的。王伯每天都去，售货员跟他混熟了，小黑板没出来就故意问：老头，今儿菠菜多少钱？他会说这个大概多少钱，那个大概多少钱，最后拿出来的真就是这个价。

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撰文回忆：他父亲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汪朗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

汪朗说他父亲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汪家有几本王先生的书，谈明清家具的、谈葫芦的、谈鸽哨的，但是王世襄签名送给汪曾祺的书好像只有一本，就是《中国名菜谱·北京卷》，王先生是主编。

汪曾祺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有不少是自己会做菜的。但都只能做一两只拿手小菜。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 

汪朗说，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文中还介绍了几道菜的具体做法，包括“海米烧大葱”。

田家青拍摄的王世襄买菜归来，摄于2000年左右

王世襄爱做饭，而且总是用最普通的原料做最实惠的家常菜，平时用的餐具也就是街上杂货店买的大路货。可是吃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

1996年的一天，王世襄认真跟弟子田家青说：你们青年人现在不把做饭当个事，瞎糊弄，等以后岁数大了肯定会后悔，你应该把几个家常菜好好学学，你哪天找个录像机，录下来，以后就不会忘了。

到了说好的日子，一大早他就拎着大筐到了田家青家。他准备了5种家常菜，其中有炸酱面、丸子粉丝熬白菜和他最著名的绝活：“焖葱”，其实就是海米烧大葱。

王世襄在香港有几个老收藏家朋友，有一段时间，很馋他做的炸酱面，只要一听说王先生哪天要在家动手炸酱了，他们就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上，无论如何要他帮着多做一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派专人飞到北京，上王先生家取完炸酱，顺手带两棵大白菜，再赶中午之前飞机回香港，这样折腾一番，中午就能吃上王先生的炸酱面了。这也是田家青记下来的故事。

还有一回别人请王世襄吃饭，他拎着那个菜筐就去了，大家纳闷，也不好问。一桌菜吃到尾声，他不慌不忙从篮子里取出饭盒来，里面是他在家做的酿青椒，一人夹一个，说“试试我的吧！”一桌人连说好吃，老头儿让服务员把大厨也请过来，也夹了一个，笑眯眯地等着人家大厨给他叫好。

汪朗还回忆，他父亲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红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 蒲黄榆在虹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78岁了。”

田家青记得，90年代末芳嘉园15号院没了，从平房搬进公寓后，老头儿、老太太就少做饭了。在编著那一套《锦灰堆》的时候，他基本是买冻饺子热一热就吃了。菜市场上对味儿的原料越来越难找，他也就慢慢失去了买菜的兴趣。

准确描述王世襄先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他当然是学者、文人、收藏大家，但他那些令人迷恋的生活性情和态度又绝不仅是这些表面上的词语可以概括的。在文化、思想和制度都变化最剧烈的20世纪，他们这代人能够完全主宰自己命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一生的绝大多数时候，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是被时好时坏的年代和潮流不断裹挟着往前的。但即便如此，他们都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标准。

王世襄在晚年，已经成为华人文物收藏和鉴赏界内神一样的人物。但他总开玩笑说：鄙藏不值钱，10块钱以上的是朱家溍玩的，10块钱以下是我玩的。

他有一张元代名匠朱致远所制的古琴，远不如他和夫人收藏的唐琴“大圣遗音”身价高，他却特别钟爱此琴，1948年他被故宫派去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也是背着这张琴周游了一年。他说，这琴的声音和他对脾气。

90年代中期以前，在芳嘉园旧居墙壁上他还长期粘贴一纸，其上赫然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王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还深具做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明式家具是他多年用心极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胡天昏地般主观臆断和为牟钱求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正天差地远。上海博物馆的中国明清家具馆

在他的家具归藏上博10年后，王世襄晚年的声誉再一次超越文博界，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是在2003年那场拍卖前后。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回忆：2002年王先生主动找到嘉德，说在考虑对家里的东西做些处理，主要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安排。在《自珍集》里出现过的蝈蝈葫芦、红漆鸽哨、铜炉、扇面、竹刻、牙雕等各式物件，包括和他们夫妇相伴55年的最珍重的唐代古琴“大圣遗音”，他都决定让它们重找新的主人。

王雁南说，“这些东西要散，他也没有在人面前表现出特别不舍得，只是有时和我们见面，会如数家珍地讲讲故事，这件东西什么来历、当初怎么跟人换的、中间发生过什么故事。在价格方面，王先生不提什么，偶尔会问一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比那个低？它更老啊。我们就会跟他讲现在市场怎么怎么样，他也就无奈地笑笑。老太太当时还在，但我们商量这些，她从不掺和，永远都是在进门左手边一个堆满东西的方桌边坐着，不是摘豆子就是在做其他家务，手上不闲着。王先生偶尔说到什么不确定的，老太太会轻声更正他，说不对，应该是怎么怎么回事。”在做拍卖准备的那一年多时间里，袁先生病了，走了。6年后，王先生也追随而去。

再说2003年，嘉德在秋拍中推出专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当时几乎件件创下拍卖纪录的轰动场面已不必再重述。人们似乎在通过竞拍的热烈来表达对王世襄先生一生致力于保存传统文化的敬意。

王雁南记得，拍完后他们把结果告诉他，王先生看起来非常高兴，以后什么时候说这个事也都笑呵呵的。“以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觉得这高兴和钱没有太大关系。要知道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当年蒙冤被故宫除名的事情，这是他人生最低谷的一段。老年能得到社会这样完全发自内心的敬重，是他没有想到的，从那以后他心情就放松了很多。那件事他也许放下了。”

至于那些东西的去向，王雁南说，王先生也并不怎么打听。“只是他对那几把古琴的感情太深，问过，谁买了啊？”

王世襄生前，因为明式家具研究而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用以表彰跨文化交流领域杰出成就的最高奖，那年他89岁。著名汉学家柯律格在颁奖词中充满敬意地写道：王世襄属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冀求将构建中国的过去作为构建中国的未来的途径。作为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他们又冀求在不低估其他文化的同时，给予中国文化更高的重视。”

撰文：曾焱

注：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787期文章改编：

《老头儿王世襄和他的朋友们》，作者/曾焱

《“老头儿”三杂》，作者/汪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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