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讨论了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讨论之后，这一节我们进入托克维尔关于帝国兴衰问题的讨论。

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世界，西方政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法国贵族阶级在绝对王权与新兴平民势力的双重挤压下不断沉沦，最终在启蒙精神的冲击和大革命的暴击下灰飞烟灭，依托“民主式专制”（行政集权）的拿破仑帝国，穷兵黩武，不可一世，实际却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与法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通过独立革命脱胎于宗主国英国的美利坚民族，开始在北美这片“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中茁壮成长，这个凭靠民主式的自由（行政分权）的新生帝国，尽管刚刚起步，却能量满满，蒸蒸日上。可以说，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史和文明史视野中，始终贯穿着帝国兴衰、文明浮沉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伏线。在托克维尔笔下，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与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彼此对观，互为借镜。而远在东方的那个中华帝国，在托克维尔看来，正在根深蒂固的行政集权的禁锢下，固步自封，停滞不前，难以自拔。

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

旧制度下的法国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傲视群雄，即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这样的现代政治原则也能扣人心弦，引领时代。大革命致力于人类的新生，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大革命发生在法国，其原则却传布整个世界，从法国经由俄国，最终到达中国，革命本身俨然被升华为一种新宗教，它开辟并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想王国并未在法国落地生根，反而让这个国家陷入长期动荡的漩涡，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新制度，实际上是旧制度的瓦砾重新组装而成的。与旧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法兰西帝国沉疴遍地，重病缠身，遍试各种药方，病情非但未稍有减轻，却有不断加重之势。

内政不修，法兰西帝国国势横遭凌夷，在列强之林节节败退，对外战争相继败于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为此，托克维尔不禁痛心疾首：曾几何时，在美洲，法兰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与英帝国在新大陆分庭抗礼。法兰西帝国曾经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近于整个欧洲大小，北美大陆三条最大河流，都流经法国人的管辖地。从圣劳伦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们只能听到法国的语言，路易斯堡、圣路易、新奥尔良……这些让法国人备感亲切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属于法兰西了。那些曾经殖民北美的大批法国人，“如今就像一个古老民族的孑遗，迷失在一个新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由法国殖民者一手创建的城市，如今却被英裔美利坚人后来居上，当地法兰西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荡然无存（《论美国的民主》，524）。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803年，疲于应付欧洲战事的拿破仑，更是以1500万美元的现金和贷款将这块本该属于法国的领土拱手出让给当时的杰斐逊政府。

针对法国人在经营殖民地方面的上述拙劣表现，托克维尔指出，主要应当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前三个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后两个集中表现在政治习惯和法律方面：①、从地理位置上看，法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陆地代表着权力和荣耀，海洋并不能激起他们的特殊兴趣，海上贸易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航运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②、法兰西民族性格既耽于安逸又热衷冒险：一方面他们容易满足现状，并不像有些民族对发财致富有着难以餍足的渴望。与此同时，法国人一旦离开他们的安乐窝，进入荒野，他们却能够迅速适应野蛮人的生活。这两种相反的秉性均不利于进行殖民活动；③、法国农民宁肯在困乏中老死田园，也不愿筚路蓝缕，流落他乡，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法国农民送至海外，也很难让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将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发财致富。法国殖民者对交给他们经营的拓居地并不怎么上心，他们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只要可能，他们宁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④、在法国迁延数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权制，帝国权力中心力图控制各个省份的地方事务，对于千里之外、万里之遥的殖民地，不仅委派官员，颁布法令，而且控制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务，事无巨细，将法国国内政治和行政原则不加分辨强加于殖民地。中央权力不顾殖民地的具体实际，一意孤行，干预一切，监视一切，指挥一切，致使其职能超载，庞杂琐碎；⑤、法国殖民者在国内所形成的政治习惯，使他们无法在没有上司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行事。一个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获得的自治权利，如果政府能够将一切安排妥当，他们宁肯对之俯首帖耳，不会因为自己独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们对自治独立兴趣不大，自由几乎是被强加到他们头上的(Tocqueville, 1833)。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障碍，法国曾经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然而，在北美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努力最终一败涂地，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边肥沃的旷野扩张，反而日渐萎缩。人口未能增殖，民智远未开化，财富未有积累，新社会趑趄不前，最终在与英帝国的争雄中败下阵来。

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

1839年底，中华帝国与英帝国爆发军事冲突。英帝国随即派遣远征军，力图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通道，占领军事要冲，勒索赔款。在得知英国正在派遣军队远征中国的消息后，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道：“如果我是英国人，当我看到正在开始的对中国的远征时，我无法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善意但公正的观察者，当我想到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帝国时只会感到高兴。欧洲的活跃终于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它只是许多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它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推动欧洲人离开家园、不断将所有其他种族纳入他们的帝国，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书信集》，页98）

若与西方列强对观，中华帝国的停滞状态显得尤为突出。托克维尔指出，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所有工艺均已相当完善，但至此便停滞不前。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某些高级知识业已失传。这个国家注重实业，大部分科学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欧洲人发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种特有的停滞状态。”（《论美国的民主》，623）

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而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抛诸脑后。他们沿袭祖传的成法，而对其意义不甚了了。他们沿用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思改进。因此，中国人墨守陈规，这就使他们不再进步。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以免偏离祖先所划定的轨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人类知识的源泉几近枯竭，尽管河水依然流动，但已不能卷起波澜或改变河道。在生产工艺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实用技艺，缺少对实践背后高级理论的提炼，“高级知识”即原理科学，在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而没有原理科学的新发现，也就无从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实践也就只能不断重复以往的“祖传秘方”。

即便在高级科学方面全面落伍，中华帝国君主专制制度却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一度成为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界极力推崇的典范。而在18世纪欧洲崇尚中国文化的风潮中，以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ie）思想家最为典型。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美誉的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对中国之崇拜可谓五体投地，在其《格言集》中，魁奈直接借用了《论语》的写作手法。在魁奈眼里，仅孔子一部《论语》便可使希腊七贤黯然失色。魁奈向法国各都市下发的关于经济状况的《质问》，即是模仿中国古代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成果汇编。魁奈去世后，他的忠实信徒、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的体系。”（《何炳松论文集》，301）。在1767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辩护，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非法专制君主简直形同天壤:“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统治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野蛮民族罢了。在魁奈看来，服从自然秩序、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无疑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典范，“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魁奈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即社会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即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而在道德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两个层面的规律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自然法。

针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dé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专制形式”。为此，托克维尔以不无反讽的口吻评论道：“他们（即重农学派）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这种理想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其著述中对中国推崇备至。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由于对中国不甚了了，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怀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适应技艺；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以哲学代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旧制度与大革命》，198）。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论美国的民主》，第114页注）

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

与日薄西山的法国和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国人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对美利坚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托克维尔对这个仍显“青涩”的新兴民族的未来，作出如下预见：“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统治世界一样。”（《论美国的民主》，522）

英裔美国人生而有幸，生得其所，北美这片大陆似乎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这个新生的“自由共和国”茁壮成长，提供了令其他民族艳羡的自然环境。但托克维尔通过比较发现，地理位置这种偶然和天赐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动力，更多来自那里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国发展得最完满，也最和平。平等在那里发展到其自然的极限，但英裔美国人却避免了平等带来的大多数弊害，这首先得益于美利坚人的各项自由创制：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权、陪审制度、司法独立、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精神、妇女教育，等等。

正是借助共和国内部所激发出的无限活力，使得这一新建立的合众国，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扩张特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夺取德克萨斯，并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退出北美大陆的同时，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的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大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到太平洋之滨。任何力量均无法阻止新大陆英裔人的飞跃发展，阻止不了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以及使他们开化的知识，将促使英裔美国人“开进这片为勤奋的人敞开的大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论美国的民主》，527）

放眼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格局，托克维尔发现，两个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罗斯民族和美利坚民族。在其他民族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步履蹒跚，俄国人和美国人却“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天斗，不断向西部拓殖，俄国人与人斗，依靠武力争雄欧洲；美国人以无数的个人利益为动力，俄国人力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人以自由为行动手段，俄国人以奴役为行动手段；美国人凭借劳动者的犁，俄国人依靠士兵的剑。两个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他们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终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论美国的民主》，530）

托克维尔的这一惊人预见，终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展演，这场世纪展演最终以苏俄帝国的垮台而落幕。

反观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从美国式的共和革命，到俄国式的民主革命，从美式的代议共和国（中华民国），到俄式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美式的自由民主秩序到俄式的人民民主秩序，可以说，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庚续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一系的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与托克维尔所推崇的英国和美国传统存在显而易见的分野。进入21世纪，无论是在政治形态、意识形态，还是在文明形态方面，两种传统之间的对峙非但未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敌意日深，甚至大有分道扬镳、形同水火之势。

罗马大政治家加图曾说，“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而以“新罗马”自命的美利坚帝国，秉承的正是古罗马的这一精神衣钵，他们的国父曾誓言在北美建立一个“永久联邦”，从而摆脱古代帝国盛衰循环的魔咒。

21世纪的中国能否打破帝国崛起的战争铁律？能否实现自由与帝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复兴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者以及之后的改革者和建设者们念兹在兹的“情结”。对于21世纪中国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们来说，如何推动这一梦想真正落地生根？无疑是对他们治世智慧和决断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托克维尔活到2020年的今天，面对自己笔下曾经“停滞的帝国”在新世纪表现出的空前强劲且难以遏阻的崛起势头，他将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和评论？对于中华帝国统治者和未来的立法者们，托克维尔将会给出怎样的忠告？

最后，大家若对托克维尔还有兴趣，这里首先向大家推荐一部纪录片：该片由美国C-SPAN电视公司于1998年制作完成，纪录片循着托克维尔和博蒙当年的旅行路线，重访托氏当年过访地标，采访专业学者和当地居民，还走访托克维尔生前居住过的位于诺曼底的家族城堡（Château de Tocqueville），与托氏后人及法国研究托克维尔的学者对谈……。读者若能结合托氏《论美国的民主》及相关日记、书信，观之肯定兴味盎然。

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对读，这里向大家推荐托克维尔的先贤，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法国革命论》，这部传世经典可以说是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重要灵感来源，柏克也是托克维尔时刻与之对话、辩难的著作家。读者若能两相对观，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学理以及整个现代政治，肯定能够激发出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另外推荐两部当代研究著作：一部是当代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的代表作《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马南对托克维尔有关民主问题的论述做了极为精到的分析，同时指出，民主不节制的朋友甚至比不节制的敌人更加危险，由于他们与时代的主导激情彼此吻合，所以他们往往人多势众，这就使民主的拥趸们很容易将“民主”抽象化、教条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为此，马南提醒我们，“为了很好地热爱民主，应该有节制地热爱它。”只有这样，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对民主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弊害保持足够的警惕；另一部是刘小枫先生的《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其中第四部分“宗教与民主社会的两种形态”，透过对托克维尔、马克思和葛兰西宗教观的对勘分析，揭示现代中国的“主义”宗教和人民民主政体之间的内在张力，进而反思当代中国政党伦理的矛盾和危机。

好的，有关托克维尔，我们就读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本系列课程的最后一位思想人物，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学术与政治》。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2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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