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柏拉图通过那则著名的洞喻说，将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永恒的“真理”世界与流变的“意见”世界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曾力图弥合这一紧张，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根本紧张，并未通过亚里士多德得到实质性的纾解。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乃师的精神格局，“静观的生活”相对于“行动的生活”，哲人的理论生活相对于政治人的实践生活，依然具有根本的优越性。西塞罗和普鲁塔克则力图将哲学优先于政治——这一古代希腊传统颠倒过来，转而强调政治相对于哲学、立功相对于立言的优先性。这一由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支撑的古典精神传统，在基督教那里得到了庚续和更为极端的创造性发挥。在奥古斯丁笔下，上帝与凯撒、信仰与帝国、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成为不共戴天的两极，拯救灵魂不仅与拯救祖国势不两立，而且获得了相对于祖国的绝对优先性。而近代启蒙哲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在这些“无神论的教士”那里，政治哲学化，导致政治陷入不断革命的漩涡，哲学政治化，哲人堕落为广场意见领袖和以“启蒙”自居的政治蛊惑家。这样，政治变得疯魔的同时，哲学也走向癫狂（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甘阳 序，5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