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韦伯之后西方精神格局的这一全新局面，终在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品格中找到相当程度的思想默契。对于传统儒家伦理的这一突出的“现代性”，韦伯发现，中国人乐天知命，随遇而安，他们努力使自己理性地适应世界，而不是理性地支配世界，“儒教徒无意于弃绝生命的救赎，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世的救赎，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儒教与道教》，219）儒家的精神品格即凡入圣，既能“极高明”，又能“道中庸”，既能持守超越世界的“天道”，又能拥抱现实世界的“伦常日用”，中国的“士”传统强调即知即行，即动即静，明道与救世彼此彰显，出世与入世相反相成，内圣与外王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