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欧盟架构的早期设计者们有时会用他们的理想主义遮蔽一项现实前提，那就是在‘冷战’的高峰期，其实是美国部署在西欧的核保护伞对冲了来自苏联的安全压力，这才为欧洲发展出一套主要基于经济议题的一体化框架创造了可能。”吴强告诉本刊。而“冷战”结束后的情形变得大不相同：由于整体安全压力显著减轻，组建服从于欧盟的一体化武装力量的倡议始终未能真正兑现，欧盟成员国中唯一的拥核国家法国（英国已经实现“脱欧”）也不可能使其核政策向德国的利益倾斜。这意味着出口贸易和财政杠杆既是德国最突出的优势，也是默克尔手中仅有的“武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关系骤然紧张；但与此同时，双方在能源政策，尤其是天然气贸易方面的往来依旧无法完全中断，这正是现实政治复杂性的缩影。而默克尔对此能做的很有限：假使德国效仿它的那些批评者们，将单一民族利益置于秩序设计之上，欧盟将在一夜之间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