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来对这本书进行概述，可能也正是令福柯自己最为反感的一种方式。他在书中所说的三种“知识型”之间的转换——也就是从文艺复兴到古典再到现代——其实也绝非是一个线性演变的连续历程，而恰恰是他自己得心应手的那种“考古学”方法的演练之场域。正如他在“序言”一开始所援引的那个“中国百科全书”的著名段子，其实《词与物》整本书都试图瓦解总体的框架、线性的历史、贯穿的主题；换言之，它时时处处都在尝试敞开变动的边缘、复杂的交错、断裂的间隙。“知识型”，并不是一个时代或阶段的典型特征，而恰恰是在界限和边缘之处涌现而出的变异的契机和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