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写道，抒情是触摸现代中国历史危机和情感结构的脉络。纵然有“奥斯维辛大屠杀后，写诗是残酷的”，实则早在17世纪，黄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后诗作”。“抒情”是感性的表达，也是观念的思索，响应历史情境，也指向行为尺度。它提供了离乱浮生的复杂选项：唯我还是奉献，真情还是实意，救赎还是背叛，沉默还是牺牲……究其极，“抒情必须自我质疑在这一时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汪曾祺选择让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为试图改造历史的工具，重新回归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灵动，美与真实，并因这种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