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

汪曾祺一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有的只是写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纠缠于生活细枝末节的众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写出了《受戒》《异秉》这样风俗画式的清淡作品，美学毋庸置疑，但叙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评论标准曾限制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对此早有自知之明：“写不出来大作品，写不出来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自我剖析时，汪曾祺一定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后，他的这份“小”反而成了某种时代情绪，紧紧地抓住了当下读者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