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1883-1951，溥仪之父，晚清摄政王，大清最后的掌舵人

口述：金毓岚，载沣之孙，溥任之子

在普遍的认知里，溥仪登基那天的情形，像是一则高度戏剧化的预言。溥仪的父亲载沣在故事里，是预言家。

3岁的溥仪被载沣抱上龙椅，不停地哭闹，载沣安慰他：“快完了，快完了。”——大清快完了！

《我的前半生》里，溥仪采信了这种说法，像是主人公亲自承认了自身的古希腊悲剧式宿命。金老师说，他的父亲溥任也深信不疑。

可是历史或许是存在其他版本的。1908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在第四版记载了溥仪登基的过程。报道的副标题是“3岁的宣统独自爬上了龙椅”。“小皇帝独自走向龙椅，尽管脚步蹒跚，他并没有要别人帮助。”没有提及溥仪的哭闹。他向列祖列宗磕头、向太后磕头、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井然有序。报道的后面附了大清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国书，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回信。这是一场隆重、正式的皇权更迭。

历史是故事的先导，你阻挡不了它身后的千万种动人化身。但在即时即日刊载的新闻里，历史似乎还未来得及被演化为故事。

钱钟书说，“中国热得比常年厉害，事后大家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你看，所谓“兵戈之象”往往存在于后来的叙事里。

载沣曾被认为是历史的被动者，被动地发出了“命运的预言”。然而被低估的是他的政治洞见。他大隐隐于市，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像历史的旁观者，宁静透彻。

1912年宣统退位，28岁的载沣主动辞去摄政王职务，承诺：再也不过问政治。“回家抱孩子了。”从此便真的和官场一别两宽，再无牵绊。

“祖父不是顽固的人。1915年张勋复辟，辫子军进京之后，载涛报告了我祖父，祖父表现得很冷淡。张勋见到他之后，一顿鼓吹，祖父愈加冷淡，张勋非常诧异。当时很多王公大臣跃跃欲试，觉得清朝又能复辟了。祖父没有这种幻想。谁也不能和他谈复辟的事儿，他最不爱听这两个字了。”

这种洒脱难得。谁都知道权力是最让人留恋的滋味。金老师笑说：“有些处长退休后，可难受了。”作别权力后以隐士自况，只存在于中国旧式文人的理想里。载沣将自己从权力纷争中解脱出来，倒是实现了陶潜以来中国文人最正统的归隐之梦。

诗人吟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金老师说，载沣确实没有做官的野心。当摄政王时自然勤勤恳恳，殚精竭虑，然而得放手时须放手，退隐是他的本心。

载沣是宗室当中嫡亲的皇族，传统文化的修养极好。他的绘画师从廖嘉玉，昆明人，好学问，是慈禧的绘画老师廖嘉蕙的弟弟。老醇亲王奕譞每天给老师置办一桌菜，等老师下课。虽然老师从来没敢吃。载沣给儿子溥任也请了如意馆的画师，学“清朝四王”的画。载沣给老师赏钱，少则二十块大洋，多则四五十块——当时二十个大洋就能买个院子了。载沣辞官后也没什么钱，仗着家里有些东西可以卖，也要给老师一个体面的赏。在展览中见过溥任的山水，他所承的是“南宗嫡支”的文人画。画中有禅意。魏晋以来的中国文人的“田园情结”是它的深厚底色。

辞退职务之后，载沣就安心在家里。由于当时北京局势不安稳，冯玉祥也咄咄逼人，1928年，载沣携子女搬到了天津，住了十一年。“没有住在日本租界，住在英租界里。葛登路13号，一听便是英国名字。”金老师2000年后陪父亲溥任去寻访旧址，发现已经被拆了。

退到天津之后，载沣就过一种很休闲淡定的日子。谢绝一切带政治色彩的造访，永远都是称病。就在那儿看书。“我祖父特别喜欢书，退位之后，不管多困难，都没有卖过一本书。但是解放后，他把7000多册书，一下子都捐给北大了。”载沣有两个印章，寄托心境，似乎颇为自足。一块刻“书癖”，一块曰“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不是逃避、寂灭，是真的平静、豁达，物我两忘。

溥仪是载沣唯一的心病。因为溥仪在东北做皇帝梦，载沣叫也叫不醒的梦。

“九一八”前，载沣劝溥仪不要轻举妄动，溥仪没有听，到了“伪满洲国”，当了“皇帝”。

1935年，载沣带着溥任去了一趟满洲国。回来之后，记挂着两个儿子都在东北，几个女儿、女婿也都在，载沣心情郁闷寡欢，同时又很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东北。“满洲国总理郑孝绪他们当时都极力想把我祖父留在东北，给他许了一个虚职：满洲国文化大臣，一个月能有一万块钱。对我祖父来说，当时确实没钱，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能有这笔进项，生活能有很大的改观。但他坚决回来了。”

载沣从东北回来之后身体就不好，腿走不动了。他又刻了一块印章：幸如塞翁。意思是自己动不了了，别人也就不好麻烦我了，不叫我出去干什么了。他没有悲于身世，愤于时事——他居然还在说“幸”！

只有金老师读懂了他：“这是很心酸的，谁不想健健康康的。”

载沣和溥仪的关系，是真正的父子关系。他们有着正常的情感纽带，也有父亲对于儿子的深切担忧。

他们之间，“父子”一直是超越“君臣”的，在后人对权力的异化的想象里，才拼凑出了父亲向儿子磕头称臣，自称奴才的场景。

“溥仪即位之后，仍然是按照父子之间的礼节向祖父行跪安，有人说，祖父见到溥仪之后要磕头，绝没有这样的事。清朝也没有这样的规矩。我曾祖见光绪，也绝不会向他磕头称臣。百官向溥仪朝贺的时候，我祖父是回避的，不出面。”

载沣在天津的公馆对外佯称“王公馆”，大家都不是很理解。金老师后来给琢磨出来了，这不是周吴郑王的王，是醇亲王、摄政王的王。载沣后来在任何的场合，不是用醇亲王，就是摄政王。“祖父生日，溥仪给他的寿礼，我见过几件，都是写‘摄政王殿下’，或者‘醇亲王殿下’，落款宣统。”

他们之间有祖制、人伦，礼数有序，断不会落下给旁人的笑柄。

1938年天津发大水，载沣住的公馆损失惨重，两代醇亲王收藏的珍贵的书画和书籍毁了很多。摄政王的金印也在那场洪水里找不到了。“这是我祖父最着急的事情，命我父亲带人无论如何得把这印给找回来，万幸的是，水一冲又把印给冲出来了，最后在烂泥里发现了这块印。这块印后来一直保留在祖父身边，直到1951年捐献给政府。”

从宣统退位到解放近半个世纪，北京城头变换大王旗，载沣的醇亲王府仍然像是各路人马进城要拜的“码头”。清朝的遗老遗少、日本军官、国民党、甚至还有司徒雷登。一波又一波，像历史的浪潮。而历史的浑水，载沣一次都没有趟。

“民国的时候，蒋介石想买醇亲王府。他找了孙连仲，国民党上将、第十一战区的司令官。孙连仲不知道怎么和醇亲王府攀了亲戚——他的太太和爱新觉罗家族沾点边，他就来认亲了。认亲是假，孙连仲在蒋介石面前夸下海口，说我给您办这事儿。一开始他找我父亲谈这件事，我父亲说，这得找老王爷。孙连仲有一天看我祖父挺高兴，就提出这事儿来了。我祖父一声没言语，没有作答。后来孙连仲又问了两次，我祖父说，这是不可能的。这就算回绝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是一国之主，买你这个房，也不是抢。要说，卖给他就算了。但是我祖父觉得这是他一生需要保护的东西。孙连仲后来也不来了。

满洲国时期，溥仪身边有个日本人叫做吉冈，是关东军派在溥仪身边最大的间谍。吉冈多次到醇亲王府，一年起码来两三回，劝我祖父去东北。我祖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把他给吓跑了。他再来，我祖父再不见他。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投靠了日本人，也不是多想当汉奸，大多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但这是我祖父的底线。宁肯我得罪了你。

北平日据时期，有个侵华的司令官叫多田俊，曾经到醇亲王府去拜见过我祖父。我祖父也就敷衍了几句，没坐几分钟，多田骏就走了。中国的规矩是来而不往非礼也，重要的人物要回访。我父亲派手下人拿着自己的帖子——就是名片——回访多田俊。自己没有去。多田骏也是心里很恼怒，也不好发作，从此再无任何来往。”

1912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当时国民党步兵统领、俗称的“九门提督”的江朝宗的陪同下拜访载沣。“本来是十分敌对的两个人，一个是革命党人，一个是清朝实际的掌舵人，见面之后却谈得很好。孙中山对于我祖父辞去职务也表示很钦佩。9月13号，我祖父亲自回访，到孙中山在铁狮子胡同的行馆。祖父还叫家里给孙中山做了一桌饭菜，给抬了过去。相约第二年见面，但是由于孙中山身体不好，没有能再见。

有人说他是趋利避害，但是得罪蒋介石，得罪关东军，得罪多田骏，都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他不顾这种后果。”

日本投降之后，北平政府拿了一个蒋介石的函来醇亲王府，传达蒋委员长对载沣的褒奖，意思大概是:阁下在沦陷期间，不畏强暴，坚守民族气节，实属难能可贵。送给他十万法币，以资褒奖。

“蒋介石向祖父买这个王府，他没卖。解放后，他把这个王府给捐了。他靠的是政治智慧。周总理说，在日据时期能够保持政治的清白，可以说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心静如水，分寸丝毫不乱的载沣，也有鲜衣怒马的时光。他曾经把枪顶在袁世凯的脑门上。

金老师给我看了几张载沣的旧照片，一张是载沣18岁时奉命出使德国，取道香港时拍的，载沣坐在正中间，在一群穿长靴马褂的清朝官员和西装三件套的外国人间，像一道光，年轻得晃眼。他把左侧脸给镜头，微微向上扬首。他曾有这样掩饰不住的意气风发。

在出使德国之前，载沣还没有担任过任何事情，但他很好地完成了这次出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超规格接待，亲自来到他的住处。载沣在德国参观了很多工厂和军工厂，威廉二世向他面授机宜，希望他回国掌权之后，一定要把军事抓在手里。

这是开眼观世界的机会,他看到了，学到了，并且接受了这些新鲜的东西。他是京城王公大臣里第一个剪辫子的、第一个买汽车的——一辆美国产的道奇。醇亲王府里有一个玻璃房，里面铺了地板，放的是西洋式的沙发，用来接待外国客人。

“一解放，他就跟子女说，不用天天给我请安了，把这给免了。这套礼节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七姑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他也不干涉。他没有抱着封建的东西不放。”他又有很守旧的一面，从来不肯吃西药，“我父亲给他药，他说搁那儿吧，转身就给扔暖气后边儿了。如果他肯吃药，也能再长寿些。他崇拜西方，对于西药又不信任。”

他的少年豪情，没有挡住大时代的际遇。载沣当摄政王之后让载涛、载洵，一个管海军，一个管陆军。“这两个人成天逼着我祖父要官做，一点忙没帮上，添了很多乱。尤其我这六爷爷载洵，纳妾，抽大烟，是最不好的一个人。七爷爷载涛就是北京老炮儿，吃喝玩乐什么都会。唱戏，李万春都跟他学了好几年的戏。猴戏京城无人能跟他比，李万春跟他学的。斗蟋蟀，他的贝勒府就是京城最大的斗蟋蟀场。蟋蟀死了之后都弄一个小金棺材给埋了。”

载沣家里有不少地球仪、航海仪，他热爱天文、航海、地理，在载涛热爱蟋蟀的同时。

“雍和宫初一、十五的舍粥，以前那是救人的。宣统年间，雍和宫也没有余粮了，有人就报告我的祖父，祖父从府里拿了米，支撑了小半年，以前看了篇小文章，有个人就说他是喝了这个粥，才活了下来。祖父的日记里说：大清王朝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个家的，倘若能让天下老百姓安居乐业，吾辈应当尽力而为。这种思想，好像并不是封建君主的那一套。”

于载沣，摄政时，没有主宰苍生的意愿，只有分担疾苦的担当。归隐时，是心之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