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大伟 David Moser 樊梦迪/译

“你最怀念美国的什么?”陈欣边问我边给我倒了一杯啤酒。

“没什么。”我说。那会儿是1993年，我在帝都，即使喝多了也从不怀念美国。

“肯定有。”她边说边舔掉我杯子里溢出的泡沫。

“爵士乐吧。”

隔天我打电话给她的朋友梁和平。老梁说周末有，问我去不去。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学的爵士乐和音乐学。后来又在波士顿奔波劳碌演出多年，最终放弃，干了我觉得会赚大钱的行当:汉语语言学。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碰爵士乐，但就在上世纪90年代我又意外地回到老路上。我拿着朋友借的破旧小号，从北京大学出发打了一黄色面的直奔马克西姆餐厅。

我到时没啥人，只有几个法国人挤在一张桌子上。我找了张桌子坐下，听着乐手们演奏大鸟帕克的《现在是时候》。演出间隙时，我朝老梁走去。

“欢迎欢迎，”他说，“我们正接受你们国家的一点儿精神污染呢。”老梁个儿很高，留着嬉皮范儿的头发，而鼓手刘晓松则留着朋克摇滚小圆头，戴着耳环，在当时显得特别炸眼。相比之下，高音萨克斯手杜银蛟看着既整洁又健美，像一名战士。

“我是解放军军乐团的，”老杜告诉我，“我们规定不准在本单位以外的地方工作，但有时我会溜出来到这儿即兴演奏，今天我们刚在人民大会堂为领导人吹奏国歌，晚上我又在这儿演奏大鸟的曲子。”老杜告诉我，他是在80年代通过广播了解爵士乐的。

“你听过本尼·古德曼吗?”他问我，“我很难从收音机里扒下他的音乐，老盼着能有外国人来时借到他的磁带。你有吗?”轮到我时，他们问我要演什么。那一瞬间我注意到他们的谱架上有一本翻旧了的盗版《爵士宝典》，里面有数百个标准曲与和弦变化。当这些乐手即兴演奏时会在旋律的一连串和弦上即兴变化，他们管这叫“演奏变奏”。有趣的是，中国也有一本古老经典，描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叫《易经》，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建议演奏桑尼·罗林斯的《Airegin》(曲名是尼日利亚Nigeria的倒写)。

我本以为我会学到很多中文爵士乐术语，但发现爵士乐就像其他西方舶来品一样，英语仍然是通用语。他们会在快节奏的汉语对话中穿插一些英语短语，比如“Bossa?Nova”(巴萨诺瓦)，“Swing”(摇摆)。我借来的那把小号还有点认生，但磨合到最佳状态的过程还是有趣的。我们的节奏不太稳，老梁的键盘伴奏听着更像拉赫玛尼诺夫而不是比尔·埃文斯，但仍算是爵士乐。

瞬间我有一感觉，时间和空间都缩小了，北京真的成了地球村的一部分。演出结束后，贝斯手跟我说他有多喜欢迈尔斯·戴维斯。

在接下来的演出中，又有一位演奏者坐了过来，他身材矮小，穿着扎染T恤，手拿一小号筒。能听出他没学过爵士乐理论，但他的演奏比其他乐手更有表现力和独创性。他看着很面熟，但又想不起是谁。鼓手把我拉到他跟前。“认识一下，这是崔健。”我的困惑顿时一扫而光。

之后的一周，我到崔健的公寓教他一些爵士乐理论指导。这个身材瘦弱、说话轻声细语的年轻人，很难想到他是中国摇滚乐教父。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一无所有》就一直在寝室单曲循环。我知道崔健会吹小号，但不知道他还是一个爵士乐迷。

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慢慢对摇滚乐产生了一种精神依赖，本土乐队像唐朝和黑豹，在全国各地受到歌迷的追捧。虽然爵士乐几乎无人问津，崔健却看到了它的潜力。“摇滚比较直接，可以振奋人心，爵士乐比较微妙，需要长时间扎根。”老迈不是说过爵士乐可以引发革命。

“据我所知，爵士乐才是真正推倒柏林墙的音乐。”

就这样，爵士乐来到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夜上海，爵士乐就占一席之地。先是美国黑人爵士乐手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万国范儿的场子里寻找演出。接着，贝西伯爵和小号手巴克·克莱顿在上海组建了第一支爵士乐队。再接着，中国本地乐手们则兼收并蓄，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好比纽约叮砰巷和上海流行歌二合一的爵士乐。

1986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还真见过那群解放前爵士乐的遗老遗少。一支名叫“老树皮”的乐队由六七十岁的老头组成，鼓手好像还戴了助听器，他们专奏一些奇葩的爵士乐。除此之外，长号手马特·罗伯茨组建了一支标准美式爵士；贝斯手马丁·弗莱舍召集了一支在建国饭店大堂里“吹吹打打”的乐队。

那会儿的中国，爵士乐还是没成气候的非主流文化。我发现大伙儿对爵士和声还是陌生的，相比小号和萨克斯的旋律部分，更需要和声乐器。也无奈像我这样从未学过钢琴的都必须赶鸭子上架。尽管我的水平菜，但还是能扒谱、扒和弦，凑合伴奏。

除了和声，乐手们好像曲目知道得也不多。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爵士乐磁带和CD都是稀缺物，收着了就会当成宝贝一样供着。

爵士乐的魅力让乐手们心驰神往。有一种说法：“爵士乐是征服音乐家的音乐”，看来在北京也不例外。有个周末贝斯手黄勇跟我说：“自从听爵士乐之后，我的音乐观彻底改变了。流行音乐有局限性，而爵士乐则是要突破极限。”

中国多会儿才能冒出一个拥有独特个性的爵士乐手?有一次在北京第一家爵士俱乐部 CD Café，我跟崔健乐队的萨克斯手刘元在休息时就聊过几句。老刘打小学的是唢呐，在匈牙利听了一场爵士音乐会后改学了萨克斯。自此以后，他开始自学爵士，手头唯一的爵士乐磁带就是小格罗弗·华盛顿的。

老刘哀叹道：“爵士乐就该是纯粹的表达，但我们总是犹豫，不能干脆利落地表达自己。我觉得这是文化差异。我们的传统里没有个人主义，总觉得自己放不开手脚，总怕出错儿。”

老刘说完，我就给他讲了贝斯手查尔斯·明格斯的段子 (故事可能是虚构)。当年他开除了乐队里公认最好的长号手，就是因为这丫的从不犯错。

刘元笑着点头：“我们也差不多，从小就被灌输要做乖孩子，我们得打破规矩，耍点儿流氓。”

相比其他大师绚烂烟火般的演奏，乐手们更爱老迈的那种简洁、冷静的风格。他的《泛蓝调调》(Kind of Blue)是史上最畅销的爵士专辑，在专辑内页的注释中，钢琴家比尔·埃文斯就将爵士乐即兴比作书法艺术，把即兴做为创作的基本方式，随心所欲地产生连续且富有表现力的 “线条”，这是空间也是时间。整个过程无法修改、重来或犹豫斟酌，就这样一气呵成。

虽然一些酒店里已经有了爵士乐队和零散的即兴演奏，但北京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爵士乐演出则是在长安街边的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的老板李世强、刘元生夫妇把建筑物的二楼改成了中国传统茶馆的样子，墙上挂着书法，摆着清式家具。这家书店很受本地知识分子的欢迎，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连老布什的副手丹·奎尔访华时也曾在那里喝过茶。夫妇俩找到我说想建一个爵士沙龙，跟我说: “我们知道爵士乐是一种伟大的美国艺术, 所以想在这儿营造一种氛围，让人们时常来坐一坐，了解一下爵士乐，而不只是听到零星的片段。”

这应该是北京最早固定演出爵士乐的地方。我们几乎每周六都在那儿，观众虽少，但大家都欣赏得有滋有味。

能把爵士乐介绍给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固然好，但有时也有人要我们演肯尼·金(Kenny G)的《回家》。他们把这个卷发萨克斯手当成是爵士乐艺术的化身,这首1989年的热门单曲至今在一些酒店电梯里还能听到。

随着90年代中期爵士乐在中国日渐兴盛，北京有了第一个爵士音乐节。观众们逐一认识了戴夫·霍兰德、保罗·莫蒂安这些大咖。1997年的音乐节组委还安排过贝蒂·卡特的闭幕演出。就这样中国本土爵士乐队纷纷破茧而出，几乎要重现上世纪30年代上海爵士乐的盛况，当然了，不能有烟鬼和耍钱儿的。感兴趣的年轻人蜂拥而至，还逐渐学会了用手脚在二、四拍摇摆。

终于，本土乐手有机会结交外国爵士圈儿的诸多大牌。在1994年，拿过格莱美奖的融合爵士乐队布雷克兄弟(Brecker Brothers)到北京保利演出，盛况空前。演完后，他们跑到我们每周演出的Poacher’s Inn酒吧，我们一块儿玩了一晚，迈克尔·布雷克中途还管老杜借了萨克斯，这下可让他乐开了花。

大概1996年，老杜跟我说他想把军乐团里的战友们组织起来，搞一支传统爵士大乐队。听着有点像是要填补中国爵士乐历史的空白。

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在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里爵士乐是一种典型的靡靡之音，老杜不管怎么费尽口舌，普罗大众还是没法儿接受这玩意儿。

但我们还是决定接着干。有了我从美国买的十几份打折的大乐队乐谱，新生的乐队便开始排练。我们给它起名叫“金号角爵士乐队” (The Golden Horn Jazz Band )。说起来挺逗，我是进入乐队的第一个外国人。每次老杜开车带我去排练时，我都得在车里猫着，好在哨兵检查时蒙混过关。

排练一开始乱七八糟，在掌握了十几首曲子之后，开始有了商演机会，好些个外资酒店都愿意重金请科班出身的爵士大乐队，只求在跨年夜演奏《月光小夜曲》。这时，之前对组建爵士乐队持谨慎态度的高层领导也想通了，很快给金号角爵士乐队指派了新业务，老杜虽然被夺了权，但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演奏本尼的音乐了。

还有一段儿美好的回忆是温顿·马沙利斯与林肯中心爵士乐团在中国的巡演。我很幸运以翻译/主持人身份和他们一起四处旅行。

“我不要完美，我只要鸡皮疙瘩。” 这是我唯一犯难的一句温顿在北京大师班时引用的艾灵顿公爵的话。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翻，但当我听到有个中学生用中音萨克斯借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自信和激情驾驭比博普(Bebop)时，我第一次……在中国有了一身鸡皮的感觉。

很快就到2012年。一个炎热的夏夜，我在北京首屈一指的爵士乐俱乐部东岸酒吧给一位生病的钢琴家代班。东岸的合伙人之一是刘元，他当时已经信了佛，处于半退休状态。

那会儿的北京已经有了一些特别牛的爵士乐手——这帮人被称作 “怪物”，他们可以在任何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我在北京爵士圈的第一个朋友老梁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一次山路交通事故，他的颈部以下瘫痪，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跟钢琴说拜拜了。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老杜则基本上舍弃了爵士乐，主要时间精力都花在了音乐教学上，偶尔会接一些商业性演出。

一次演出间歇，我和鼓手、贝斯手一起到后海呼吸新鲜空气，我听到楼上传来微弱的背景音乐是比莉·哈乐黛唱的 《你变了》(You've Changed)。由于毒品和酒精，毁掉了她的本声, 作为她职业生涯晚期的一首歌，像歌词里唱道的那样：

你变了

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天使了

You’ve changed

You’re not the angel I once knew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每一位爵士乐手都得掌握的变奏，中国必须经历的变革，诸如世态炎凉、自由与约束、东西方相克相生的转化……似乎如《易经》：顺天应人，适时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