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供应链断了

卢厉斌在今年2月底就预感到这一波的疫情不太寻常。“直播之前都需要选品，很多运营公司和主播在杭州。我们从上海发过去的样品，很多公司就不敢接收了。”卢厉斌是泰万盛中国总经理，这是一家大型的优质海鲜跨国公司。海鲜主要依靠冷链运输的，而冷链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所有进口冷链产品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产品、仓库、工作人员要消杀，每一层分仓，每一个物流节点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如果某个城市，比如西安、南京疫情严重的时候，冷链进出就会更严格，整个物流不顺畅。”卢厉斌说。

经过两年多的冲击和打磨，卢厉斌对疫情的警惕性很高，并且动作快。“我们好像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第一个动作是把上海仓库里的产品分出去一部分，放到了昆山和武汉。一旦上海仓库因为疫情防控被封，我们还可以通过昆山和武汉服务长三角和全国客户。第二个动作是工厂加班生产了很多货囤到上海仓库。当时是3月10日到20日之间，某些小区有了囤货的苗头。受这个影响，零售商开始加订单，为了满足需求，我们也向工厂加订单。需求最高峰是浦西宣布要封控之前，下游零售业订单量都成倍上涨，我们为相当高的预估而准备的库存也在这时发挥了作用。”

零售行业对疫情的感知要到上海静态管理之前。王忠魁是大润发上海南汇店的店长，他的门店辐射范围有5公里，服务周边约10万户家庭的日常所需。大润发是上海重要的保供企业，为了正常运转，他和同事们进行闭环工作，在门店打了30多天的地铺。“虽然3月中旬开始陆续有一些疫情，但是物流、物资供应和销售基本上是很稳定的，购买量可能比平时多一些，但没有明显囤货的迹象。3月27日晚上6点多，我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说，晚上8点开始居民们会来采购物资。他让我们多备货和延长营业时间，看能不能延长到12点甚至通宵。”王忠魁说。

当天晚上8点半，顾客陆续到店，人流高峰时像春节前的大采购。王忠魁说：“10名城管、10名警察来维持秩序，我们店里对顾客扫码、测温等流程也做了充分准备，人虽然多但井然有序。我印象里客人们主要采购的是蔬菜、水果、鱼、肉等生鲜短保类，以及冷冻水饺、汤圆、常温火腿肠、常温肉制品。大米、面条、方便面这些没有大量的囤积。”用那个时候的眼光看，大部分顾客是比较理性地去准备物资。

上海不是一个需要养成囤积习惯的城市。2021年，上海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31万亿元，是中国最高的城市；人均GDP17.36万元，在内地仅次于北京。上海还是物流枢纽，因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坐拥深水良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蝉联世界第一。在食用农产品领域，它是华东乃至全国的集散中心，全市有300多个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其中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江桥批发市场等都是全国性的集散中心。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500万人，根据房地产行业白皮书的计算，实际管理人口达到3000万人。这里人口多且富裕，物资丰富，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赵老板从90年代末就开始在上海做蔬菜生意，从供不应求到因为市场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他说：“现在卖菜的人和市场太多了，就算一个市场垮掉了，供应上一点儿事情都没有，因为后面至少还有3到5个市场替补上来。”

可能谁都没想到，上海会出现食用农产品等物资紧张的危机。奥密克戎的高传染率让抗疫措施没能速战速决。卢厉斌说：“我的理解是三五天最多十天，疫情防控就会结束。我们虽然提前囤货了，库存最多只能支撑三个礼拜。眼看着库存越来越少，从外地往上海调货是非常困难的。”当时，食用农产品行业普遍面临类似的困扰：存货越来越少。货源危机很快传导到消费端，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绿叶菜是上海人日常消耗量很大的蔬菜类型，它的保质期很短，放在冷库里最多只有3天。4月5日左右，市面上能看到的绿叶菜已经非常少了，不但因为外地补货运不进来，市内供应链的效率也急转直下，再以绿叶菜为重点销售就不太现实了。王忠魁在超市行业工作了17年，有丰富的经验，他提前就调整了备货方案。3月30日，他又一次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要他尽量多地储备物资。“我减少了订货的品种，但是每一品种的数量在增加。这其中我多进土豆、洋葱、黄瓜、西葫芦等耐储蔬菜，因为当时批发市场逐渐开始了疫情管控，货品到店的时效性受到了影响。”

上海几个大型批发市场，特别是江桥市场和西郊国际，规模和重要性在全国数一数二，承担着物资和信息的集散功能。即便是大型连锁超市也在这里设立办公室掌握市场动态，存放产地直采产品的大仓也设在市场或者周边，从这里再分散到门店销售。人流量大、人员聚集的地方，是疫情防控的重点。整个3月份到4月中旬，批发市场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3月31日上海全市静态管理之后，批发市场里的商户和工作人员大幅减少。根据上海蔬菜集团公众号的信息：“江桥市场每天从大货车卸蔬菜，往各个区的顺丰货运车上装蔬菜。原来，既专业又快速的数百人装卸队伍，如今受疫情和封闭式管理影响，只能用几十人的安保队伍。上海蔬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顾正斌在现场手把手做快速装卸的示范。”

批发市场是主干，食用农产品等生活物资再通过零售、电商等分支渠道进入千家万户。疫情期间，供应链和物流面临着非常多的状况。卢厉斌既要做日常生意，还参与了阿里集团上海疫情里的保供活动，他说：“第一个担心是仓库。一旦仓库里发现阳性，就会被封掉。我们下游的经销商只能化整为零，扩充了很多仓库分散风险。第二个是能上路的司机必须有48小时核酸证明，他们跑在路上就要看时间，还要找地方排队做核酸、等结果这也需要时间。第三个有些路也是封的，只能靠电瓶车运货。我们头一天做的配送路线图，第二天可能就因为不可控因素不能用了，物流效率就低下。”

这些梗阻影响了货源端的信心。上海滩一直被看作淘金之地，最近做食用农产品批发的人却顾虑重重。赵老板在江桥批发市场就有摊位，但他被封控在家，只能遥控生意。他在山东、甘肃、海南等省都有生产基地，大规模种植当地最适宜的蔬菜。正常情况下，四面八方的货源会聚到上海的批发市场。这一波疫情发生以后，他把货源调往了杭州、南京等城市而不是上海。他说：“二级批发市场、餐饮企业、大公司团体食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都封闭，我把菜拉来卖不掉会烂的。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宁愿不赚钱也不想现在冒风险。”正常的市场流通减少，虽然上海市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采购或者组织货源，蔬菜依旧是短缺的。赵老板说：“辣椒如果是我家从地里收的话是两块多钱一斤，现在附近小超市里卖到十几二十块一斤。”

上海何以至此？它看起来是个物流问题，实际上是现代体系里潜藏了风险。为了保证庞大人口日常供给的丰富和稳定，上海以及其他大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建立了以消费市场为核心、辐射全国的供应链。中国农业特别是蔬菜水果从当地种植当地销售转变为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跟工业价值链类似，农业在国内也根据各地资源禀赋进行了分工和集中生产。现代化的农业体系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很多地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可同时，它变成了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奥密克戎这个突发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脆弱性。

蔬菜是为了减少粮食进口而发展的

许灵是崇明岛日鑫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跟卢厉斌和王忠魁这样处于供应链下游的商家不同，她是跟市民一起知道封控消息的。3月28日当天，农场里自愿留下了60多人进行闭环管理，撑起了疫情期间的生产和销售。外地货源进不来，许灵的合作社增加了三倍的产量保供上海，每天打包1万份菜。“我们日常是有生产计划的，比如每天产出2000斤，会按照这个计划种植和采摘。现在疫情很紧急，我们就把能采摘的先采了，然后抓紧抢种。这些还满足不了需求，我们也会跟周边基地合作。他们可能没有运输途径或者其他原因，销售情况不好，这些产出加入到我们的蔬菜包里。”许灵说。时光如果倒退30多年，全国的农业生产有跟许灵类似的地方，当地种植当地销售。不同的地方在于，当时更多是小农的分散种植，跟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生产的效率差别很大。所以，中国人当时并没有那么多数量和种类的蔬菜可吃。

提高蔬菜产量，是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和科研界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南京农业大学“钟山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喜林于1978年考入当时的华北农业大学蔬菜专业，他说：“现在这个专业在本科阶段叫园艺专业，果菜花茶都包括在内。恢复高考时定成蔬菜学，因为当时百废待兴，某些领域有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就专门招收学生组建针对这个问题的专业。我的大学老师是中国著名的蔬菜学家陆子豪先生，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讲，我们的目标是能让中国人每人每天吃上一斤蔬菜。”

蔬菜行业的发展在当时被看作具有战略意义。中国人当时的能量摄取里以粮食占大多数。侯喜林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每个月配给30斤粮食，我爱人是28斤，这些是不够吃的。如果家里边来人住2到3天，我要去找老教授借一些，这个月才够。现在人们一个月是吃不了这么多粮食的，因为大量的蔬菜、肉等填补上去了。我们是人口大国，80年代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这么多人吃饭，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是干物质，蔬菜里95%都是水，提高蔬菜产量可以减少粮食的进口。”

1988年，全国开始了“菜篮子工程”，并且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侯喜林说：“菜篮子工程采用的是市长负责制，这最开始是贵州省一位政协委员提出来的，后来向全国推广。菜篮子工程并不仅仅是增加蔬菜的供应，也包括肉蛋奶，就是说提着菜篮子去市场里走一圈，要买的东西都要能够满足需求。”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既包括基础设施升级、科研推动品种改良和生产率提高，也包括农业生产格局的变化。侯喜林说：“第一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3年，解决城市里副食品供应少的问题。第二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9年，菜篮子工程扩展到城乡接合部甚至郊区。以山东寿光为代表的集中生产的模式脱颖而出。山东寿光的蔬菜基地主要供应北京，山东临沂的蔬菜基地主要供应上海和南京。第三个阶段是1999年到2009年，提高了农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不仅仅能够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了。”

上海在1988年10月开始推行“菜篮子工程”，根据上海农业委员会方志权的文章《对跨世纪前后上海蔬菜产销的思考》，1998年上海蔬菜从“短缺型”转向了供需平衡、时有富余的局面，其中包括常年菜、季节菜、外地菜三部分组成。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上海的“菜篮子”有特殊性，外地菜的比例逐年增加。一个是因为城市化，上海周边的土地价格、人工成本都很高，本地菜的高成本就丧失了竞争力。上海市蔬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四容在1998年曾经谈到上海蔬菜产业发展的难点，本地蔬菜成本高于外地32%，比如寿光黄瓜11月到12月就能进入上海市场，本地黄瓜要等到4月初才出来，而且需要加温，成本比寿光高出1倍以上。一个是随着生活富裕，上海市民对菜篮子从吃饱向质量和多样性转变，周边的农地难以满足需求。根据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设施园艺研究所的调研结果，仅上海地产蔬菜就有13个类型，涉及60多个种类超过1641个品种。这些类型、品种均分到上海的菜田面积上，每种蔬菜每个批次的面积一般只有几亩，甚至不足一亩。

客观条件摆在这儿，上海从90年代就加入到了农业全国大市场、大流通当中。这其中既有外地批发商到上海销售蔬菜，也有上海的菜农、农业企业到异地通过土地流转建设蔬菜基地。根据2007年的数据，上海异地农业种养面积达到了230万亩，相当于沪郊农田面积的40%。比如当时媒体报道，上海一家企业看中了江苏射阳一片盐碱地，通过一系列改良方法建为农场。当时，上海在全国的农业外延基地和合作项目总数就已经超过400个。各地蔬菜要在上海进行集散，江桥、北蔡等国家级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也在这个背景下建成。

经过多年大市场、大流通的发展，上海形成了以国家级批发市场为中心、区域批发市场为骨干、产地批发市场为补充的蔬菜副食品三级批发市场网络。

谁在向上海卖菜

赵老板是山东兰陵县人，1997年就来上海卖菜。“最开始是骑着自行车去赶集，但因为我们那边家家户户都种菜，卖菜的价钱不够好。那时候就开始流行到南方特别是上海，找点生意做。一般情况都是父亲一辈就去上海，孩子放假也过去帮忙卖菜。如果不继续上学了，顺理成章从事这一行。”赵老板回忆最开始去上海卖菜，只能是大家一起拼辆类似于时代轻卡这样大小的货车，“那时候江阴大桥还没修，我们去上海要排队渡船，路上就跑三四天。夏天菜烂得快，我们要在车上加冰瓶。上海还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在货车下面或者大桥下面睡觉。”赵老板说。随着上海对外地菜需求增大，信息和交通基础设施也逐渐发达，赵老板和他的老乡们生意越来越大。最开始他们一趟只做几千斤的生意，后来变成几万斤，山东兰陵县逐渐成为上海一个很重要的蔬菜来源，根据兰陵媒体数据，最高时兰陵蔬菜占上海市场份额的60%以上。

兰陵县是上海蔬菜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是让上海的菜篮子一年四季都有菜、菜的品种丰富起来，要多地采购。进入到21世纪，人们对蔬菜的认识，早已经不是作为粮食的替代来填饱肚子，而是从获得营养和美味口感的目的出发。要想满足这样的需求，蔬菜天然就适合大市场、大流通的模式，因为各地擅长种植的农作物不一样，成熟上市的时间也不一样。

上海山东兰陵农副产品商会的会长左大江回忆，他90年代到上海来卖菜时，上海在夏秋都有淡季，能吃到的菜很少。兰陵县从前的种植以根茎类蔬菜为主，单独满足不了上海需求。于是，兰陵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或者入股蔬菜基地。“我们老家的5号辣椒，上海人很喜欢吃。天热起来之后，老家基本就种不了了。老家人就到东北几千亩的包地种这种辣椒。上海人喜欢吃的小青菜，长三角天热起来之后种植青菜的口感就一般。我们到甘肃、宁夏去种，那边昼夜温差大，菜好吃一些。冬天，我们老家人就跑到海南、云南等地方。”左大江说。

南通就是因为上海特殊的需求发展起来的蔬菜基地。上海市民有偏好绿叶菜的饮食习惯，根据上海蔬菜办公室的数据，20世纪70到80年代，绿叶菜的消费占上海蔬菜消费的50%以上。但是，绿叶菜鲜嫩易腐，侯喜林说：“绿叶菜的运输最长不要超过200公里，不适合长途运输和储存。”随着全国大市场、大流通的格局建立，上海菜区一度也倾向于种植耐储存、销售范围广、风险低的蔬菜，于是，市场绿叶菜的供给比例降低了。需求即商机，总有人想办法提供。南通到上海的距离180公里，地租是上海周边的农业产业园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个待开发的绿叶菜洼地。万老板很早就来南通包地种绿叶菜，他说：“南通本地人种的菜，产量很小，品种也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很喜欢种蚕豆，都是只供当地消耗。这里大规模种植小青菜的，主要是来承包的外地人，卖到上海去。青菜是很娇嫩的，为了避免太阳灼伤菜叶，我们下午到傍晚采摘，稍微洒点水，然后用冷藏车运到上海。算上装货卸货，整个过程4个多小时就能完成任务。”上海青菜的批发都是在夜间进行，第二天早上，农贸市场、超市等零售渠道就摆上了这些水嫩新鲜的蔬菜。

为了满足供给，上海菜篮子的发展里也有国企力量。上海蔬菜集团前身是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营上海蔬菜公司，2014年并入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属于上海市国资委。根据2018年的数字，这家集团全年蔬菜、猪肉、水果的交易量分别占上海全市交易量的70%、60%和50%以上。他们曾经对上海蔬菜来源地进行分析，按照各省市所占供应蔬菜量大小，将全国分为核心供应区比如江苏和山东、重要供应区比如浙江、福建、河北和甘肃等和微量供应区。2016年开始，上海蔬菜集团跟山东、江苏、安徽、海南等省的龙头企业或者合作社签约了170个左右的外延蔬菜基地。这些蔬菜基地要按照上海市场对产品质量和农残安全性的标准生产，并在紧急情况下响应上海的调遣。

上海市场与各产地的这种供销关系其实也可以放大到全国。侯喜林在2017年到2020年担任江苏省蔬菜产业体系首席专家，他说：“90年代，山东寿光做得很好，蔬菜批发到北京市场。全国推广开来，2001年以后各地都在建大基地。”根据2004年的数据，寿光农民当年人均纯收入5016元，相当于直辖市天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示范也明显有效果，根据相关统计，蔬菜播种面积上升居于经济作物首位。

跟工业里找到合适项目就能平地起高楼般建设产业集群不一样，农业基地的规划要考虑气候、水资源、跟消费市场的距离等更多的因素。综合这些因素，中国蔬菜生产格局演变为全国逐渐形成若干个较大的聚集区，某些品种几个省市的规模生产就能满足全国需求。“种菜一定在适合的气候条件下，成本最低。如果这个地方热了种不了菜，需要设施把温度降下来，成本就会增加，卖菜说不定要赔钱。”侯喜林说。上海市的蔬菜来源里，浙江和福建因为自然资源优势能够对上海进行蔬菜周年供应。河北气候凉爽，适宜喜温和喜凉蔬菜生产，丰富了上海夏淡季蔬菜供应。甘肃夏季气候凉爽，农业和灌溉条件较好，也能成为上海蔬菜重要来源之一。

蔬菜跟消费市场的关系也很紧密，江苏是一个工业发达的省份，其实它的蔬果种植面积仅在山东、河南这样农业大省之后，排到第三、第四的位置。侯喜林说：“蔬菜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很大的，江苏就必须要发展这个产业。另外，近邻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对苏北经济能起很大作用。”根据上海蔬菜集团的数据，江苏被划成上海蔬菜供应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占上海外埠总量的29.18%。

江苏省内就分成了淮北菜区、沿海菜区、环湖菜区和城郊菜区，不同菜区的种植品种和辐射的消费市场有差异。苏南地区主抓南京都市圈和苏南城市对本地精细叶菜、高端蔬菜和功能性蔬菜的需求。苏中地区以南通为重点，就是生产速生叶菜、豆类等不耐储存的沪销蔬菜。苏北地区是绿色蔬菜基地，发展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中高端蔬菜和特色出口蔬菜。侯喜林说：“江苏省对蔬菜产业投入很大，全省有40多个基地，我们的专家要跟基地对接，解决新品种、新技术、生产问题。这些基地还要进行考核，施行末位淘汰制度。重视蔬菜产业也已经见到效果，比如苏北的蔬菜栽培水平、规模效益现在都发展得很好。不仅仅是销往上海，徐州、盐城和连云港是最大的出口蔬菜产区，进入到日本、韩国等国市场。”

传统渠道和新渠道

为了让中国人吃更多的蔬菜，1988年开始的“菜篮子工程”，使得生产端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产地销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大市场、大流通，某个品种蔬菜在几个省市的大规模种植就可能满足全国市场的需求。在消费端，像上海这样富裕和需求旺盛的市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很容易吸引各地优质农产品涌入，满足细分化的需求。这些来自四面八方、令人眼花缭乱的农产品，如何高效、有序地在上海集散，也是过去30多年里，食用农副食领域发展的一部分。

最主要的渠道是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赵老板最早来上海卖菜叫“跑马路”，“那时候没有固定的市场，找到人多的地方就蹲在马路边上卖。卖菜的人多了就有人来收停车费、管理费，形成了市场。上海后来像西郊国际、江桥市场规模发展得越来越大，它们是一级批发市场，我们把蔬菜运到这里，卖给二级批发商。”赵老板说。上海人的菜篮子能不能买到东西，很大程度由上海蔬菜集团旗下的江桥、西郊国际等一级批发市场是否正常运转决定的。3月25日，市民给上海辟谣平台留言求证，“听菜场的人说江桥、浦东御桥几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昨天都已经封闭了，后面几天菜贩都拿不到菜了”。上海如果出现农副食产品供应波动，不是小事。上海发布在答复网友里提到，江桥市场当时日均成交4665吨，这个交易规模是一个能满足上海市民的情况。几天后，上海封控。在此期间，根据江桥市场的发布，每日交易量是2000余吨，发放通行证80余张。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批发市场西郊国际在4月初转为保供物资中转站。上海媒体探访西郊国际时发现，门口大货车排队时间很长，甚至有司机等待超过24个小时。因为市场内的工作人员也实行闭环管理，流程变长，人员却短缺，“工人每天早上8点半干到凌晨3点半左右”。根据4月初的数据，西郊国际每天承担跨省生鲜物资800吨。

超市是另外一个渠道。现在的大型连锁超市都有签约生产基地，农产品直接从基地进入到超市的大仓。比如说，这一次疫情因为封控，浦东新区惠南镇的明星产品白玉菇瓜滞销，面临烂在田里的风险。王忠魁就向公司建议，把惠南镇的白玉菇瓜纳入到大润发源头直采采购体系。王忠魁说：“如果按照大润发正常的采购流程，要经过实地调查、建档、建立货号、入库、上架系统等环节，大概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次情况特殊，公司专门开设了直销快捷通道，全部流程3天就走完了。”在日常情况下，农产品基地直接对接超市零售，减少流通环节，降低交易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菜保持新鲜，质量也可追溯。

3月28日到29日凌晨，大润发南汇店服务了市民大采购之后，零售渠道基本中断了。3月30日，相关部门把王忠魁和南汇店辐射范围的社区拉了一个群，销售转为了团购模式。王忠魁说：“每个社区保供的负责人都在群里，我们出蔬菜套餐清单，里面会包括一些重点民生商品。居委会统计好需要的套餐数量，我们提前准备好，双方无接触地交接。”团购满足的是基本生活，但城市那么大，生活姿态各异，总有些特殊且重要的需求。王忠魁的手机号不知为何被发到了网上，他收到了不少求助。“一位年轻妈妈深夜哭着在电话里说，她小孩刚出生20天，没有母乳也没有奶粉，问我能不能给她送奶粉。有些人家里连锅都没有，还有人是被隔离在宾馆里的，他们需要我们提供方便面、面包等等。”王忠魁说。

叮咚买菜、盒马等生鲜平台是最新的渠道，它们也是通过基地或者大的供应商集中采购到大仓，再进行分发。实际上卢厉斌、合作社负责人许灵或者蔬菜批发商人赵老板等有生产基地和掌握货源的人，都是向所有渠道供货。侯喜林说：“批发市场和新兴渠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肯定是共存的。在全国大流通的情况下，批发市场发挥的作用非常大，而且现在占的比重超过70%。因为农户和合作社如果规模小，无法满足新兴渠道定时定量的要求。他们的产品必须进入到批发市场体系里销售。”对农业从业者来讲，新兴渠道的特点恐怕不是“卖货更快”。许灵说：“向电商平台销售的特别之处在于，引领我们进入到了农产品加工的环节。在此之前，我们销售的就是菜场里看到的那种菜。电商对菜的要求更精致，我们要进行包装，把它们从农产品变成标准的商品。”

对消费者来讲，生鲜平台最吸引之处在于可以突破时间、地域限制，随时下单买菜，但这一波疫情严控之后，这个优势不能发挥作用。卢厉斌回忆，4月份的第一周，他合作的所有电商平台无法像日常一样销售和送货，所以就不进货。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我备了那么多货，一张订单都没有。冷链仓库却都像定时炸弹一样，万一出现阳性封了怎么办。”卢厉斌说。

在平时，渠道有各自的流通脉络，它们一起组成人体的血管网络一样，看似庞杂其实井然有序。疫情打乱了一切，到处是梗阻，能够到岗的人手有限。许灵说：“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物流在很多环节都断了，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想办法延长平时不涉足的部分，把链条给接起来。它的效率跟平时相比是很低的，这个时候能解决一户是一户。”

许灵是货源供应商，但她的货车每天要在上海街道上蜿蜒穿行，直接把物资送到团购小区。她还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如果小区里有独居老人并且有志愿者能提供送货，她就专门会为老人把蔬菜包送到小区门口。上海蔬菜集团经营的是批发市场，但要把蔬菜基地跟保供采购商、街道居委会等买家对接起来。他们还承担了一部分点对点的直送任务。渠道之间还想到了互补合作的方法。大润发就用门店库存跟淘鲜达的下单和快递业务结合起来。为了提高集单配送效率，4月8日，大润发联合淘鲜达推出“一起团”服务，覆盖更多的小区。王忠魁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份更多样化的货品清单放在淘鲜达上，保供驳运车把小区的所有订单统一配送到小区，再由小区里的志愿者分发到各家。”王忠魁所在的南汇店，目前为70个小区提供服务，53种套餐和单品，肉奶蛋、果蔬、面包可乐、一次性防疫商品等都有。

重估农业产业链的风险

上海每天所需的农产品数量是个天文数字，根据上海商委一项统计数据，单独批发市场渠道的日均蔬菜交易量是8000吨，猪肉4000多吨。保障供应一直是政府很重要的工作。比如，上海农委副巡视员、上海蔬菜办主任陈德明曾经在2015年写文章提及蔬菜保供工作的运行：“大多数蔬菜不耐炎热和严寒，再加上夏季和冬季容易发生台风、暴雨和低温、雪灾等灾害天气，容易形成供应和价格波动。2010年11月18日，市政府与９个涉农区县以及光明食品、上海实业两个企业集团签订了《稳定蔬菜生产确保市场供应工作责任书》。2013年8月，新一届市政府与11个单位继续签订责任书，并且制定考核办法。要求考核结果继续与市级主副食价格稳定基金奖励挂钩，通过落实区县长负责制将蔬菜种植面积落到实处。”

农业供应和价格引起波动的最重要因素是灾害天气、病虫害或者养殖业高致病性的病毒等等。但是现在，恐怕不能再用传统眼光看待农业。侯喜林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蔬菜专业的大学生，师从名门，他这一辈和培养的学生，很多是科研和实务上的中流砥柱。今天对蔬菜的认识已经走了很远。侯喜林说：“现在要从大农业的角度去理解蔬菜行业，就是蔬菜与生活质量、营养与人类健康、资源与环境保护。”即便不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从消费者的角度也能直观感受到改变，稍微有些生活阅历的人都能感受到，现在吃到的蔬菜水果品质更好，新鲜度更好，品种也有新的。侯喜林就带领团队育成一个外形酷似玫瑰的新品种白菜“黄玫瑰”，它耐低温，能抵御多种蔬菜顽疾，维生素C含量是一般小白菜的3倍多。这个科研成果获得了2021年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已经在上海、江苏、河北等地推广种植。

我们现在吃的蔬菜和水果，还跨越了季节和地域的限制，选择越来越丰富。这背后既有90年代开始设施农业的作用，也有将近10年来冷链行业普及带来的推动。侯喜林说：“甘肃的蔬菜不仅仅能卖到上海，也已经卖到了香港。”左大江在甘肃和宁夏就包有菜田，他说：“我们把小青菜采摘之后，先放到冷库预冷。它们的温度降到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冷链车运输。整个过程中，小青菜都保持在一种休眠状态。”因为冷库、冷链车等基础设施越来越多，左大江和同行们放手在全国各地搞试点，“拿500亩地先试一年，如果很好第二年就大面积种植”。

新冠疫情以来，流调里被列入高危职业的冷链物流，是农业相关技术里大发展的领域。因为冷链设施能够延长存储时间，被看作对稳定农民收入、降低风险具有重大作用，多次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九曳供应链成立于2014年，是最早进入这个行业的冷链企业，全国仓储运营副总监柯仟说，九曳的创始人张冰曾经在阿里工作，2013年阿里曾经做过一个把美国车厘子直销给消费者，从采摘到送货上门一共72小时的活动。张冰就是在活动里要解决冷链物流的“小二”，他意识到这是个有巨大需求的领域。柯仟说：“最早的时候全国范围里冷链仓库是比较少的，大部分是传统的商贸库。这几年冷库新建得很多，而且变得更智能化，比如冷库里就具备语音分拣、加工等功能。存储质量也有提升，比如我们在武汉的仓库有零下30度、零下18度、零度、8度，以及15度到20度等温层，可以存放对温度要求特别严格的巧克力、红酒等各种商品。”

从2015年以来，全国冷库容量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到30%。柯仟观察，新建冷库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枢纽城市比如上海、武汉、广州等，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里就配套了冷链设施。因为农产品正在发生着向标品演化的趋势。柯仟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净菜运输，所以，很多地方在采摘、捕捞之后，附近就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冷链运输。”柯仟曾经跟随有关部门去日本考察，对比发达国家的冷链物流普及度，他觉得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便如此，现在在保鲜包装技术和效率上已经有很多突破。基于这些年积累的数据和技术，九曳现在能做到根据某个品类在各地的销售大数据，给客户提出更合理的库存分布建议，还能计算出配送效率更高、保温成本更低的包装组合来。“行业里现在普遍用保温标品，但我们有一个包装材料实验室，能够根据运送货品设计出最绿色和节约的包装。”柯仟说。

现在的中国农业，各地根据资源禀赋集中生产，通过越来越先进的冷链基础设置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进入不同的渠道销售，已经形成了农业价值链。卢厉斌说：“价值链就是从产品设计、生产到下游营销，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创造价值。这里有个核心逻辑就是利用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创造更高的价值。它是以成本效率作为主要维度的经济思维方式。”

要是用价值链的眼光去看待农业，农业价值链又有特殊性。卢厉斌说：“农业是一个没有太多变化的行业，用资本的话来讲不性感，它没有花头。但它只要把食品安全和供应稳定两个基石做好，就能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集团里很多企业都是百年公司。”农业绝不是一个纯利润的问题，“农业关系到社会民生，汽车供应链断了大家觉得对经济影响很大，相比而言如果刚出生小孩的奶粉供应链断了，影响到的是生存需求。”卢厉斌说。疫情虽然不像暴雨、台风、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蔬菜的生长和产量，但依旧能极大地影响农产品的供应稳定。卢厉斌的公司已经在成本和风险之间权衡，以分散工厂车间、仓库等方法降低疫情引发的潜在损失。

疫情以来，农业供应链遭受了很大打击。万老板说，他和很多种小青菜的同行都缩小了包地的面积，最近还因为封控，活动范围有限。除了菜农的直观感受，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篇《新冠肺炎对上海蔬菜园艺经营生产的影响分析》里介绍了2020年疫情的影响：截至2020年3月20日，上海园艺场产能恢复至疫情前60%以上的占88.51%，其中完全恢复产能的园艺场占30.46%。上海园艺场产能未能及时全部恢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短时间内招不到劳动力。人员流动要进行隔离，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二是物流运输受阻。许多村镇路段都被封锁阻拦，无法通行，采后的农产品无法及时运到销售目的地。另外，有些园艺场收到学校、酒店等延迟开学和停业影响，原来稳定的销售渠道一下子没有了，短期内销售受阻，亏损相对较大。

上海这一波疫情里食用农产品的短缺，让两年多来农业供应链时断时续的危机摆到公众眼前。批发商和司机对于把货源运往上海是有顾虑的。今年3月中旬开始，左大江就一直在协调货源进上海。兰陵商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蔬菜基地，但这时最可行的办法是主要从兰陵基地调货。因为兰陵和上海是紧密的产销伙伴，能够得到政府支持。左大江说：“车子到哪儿去拉菜，因为疫情各地都管控，路上不顺畅。我们就跟老家驻上海的办公室汇报，临沂市派了专组，兰陵县派了专班，专门协调老家农产品在上海的销售。”兰陵到上海的蔬菜运输进行了闭环管理。左大江说：“很多驾驶员不愿意再来上海了。我们老家政府很支持老家的驾驶员能把农产品运到上海。当他们返回兰陵县时，不是把他们拉起隔离，而是让他多跑几趟。装货期间，司机不下车，吃喝都准备好给他送到车上去，上了高速之后一路也基本不要下来，不去牵扯其他地区，直接到上海。”

4月上旬，为了解决跨省物流不顺畅的问题，上海市商委鼓励司机们来上海送货。在国家部署下，浙江平湖、江苏昆山设立两个援沪物资中转站，各地物资运到中转站进行消杀，再换顺丰物流运往上海的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从那里进行分发。这成为上海疫情一条重要的通道。

（实习记者黄韵潇、张萌、明雪菲、赵越对本文亦有贡献）